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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种解《易》的义理之学。，大都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分多，客观的成分少也。盖难易在于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借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地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载？（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杠之用，盖抬起杠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于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姚际恒（1647—约1715）清学者。字立方，一字首源。安，都很难挥笔如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给我们这些遗产，我们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时，万一中文打倒，柏杨先生以卖中文为生，岂不是要活活饿死？而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中文是一种难学的文字，然后求其易学之道。用古老的那种读经读史方法，用现在流行的那种读文选读课本的方法，徒谋杀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洋大人学堂没有“国文”，而只读《汤姆历险记》，中国学堂为啥不可读《红楼梦》耶？

洋大人要想中文好，跟中国人要想中文好一样，事半功倍的唯一方法，是看文艺作品，可使其在和谐的和兴趣盎然的舒服韵味中，得到益处。凡是喜欢看小说的朋友，文字都可应付，而现代教习却视学生看小说为大逆不道，每每没收之而自己偷偷地看，你说他滑稽乎，抑说他有本领乎？

千古疑案

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年代抗战胜利后，新疆维吾尔族男女青年组成的歌舞团，到北平演出。北平各大学堂康乐团体，举办欢迎大会。在大会上，维族青年唱的是中国歌，而北平大学生则唱洋大人之歌焉。维族青年不禁目膛口呆，当时没说啥，回去后却向《新疆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曰：“早知道中国人是以自己文化为耻的，则我们何必以做中国人为荣乎也。”

这种精彩节目，柏杨先生方以为空前绝后，不会再有，却想不到前天晚上，在台北什么之家，又开了眼界。这一次献宝的男女主角，虽不是大学生，略嫌差劲一点，但其使人起鸡皮疙瘩的程度，与大学生则一样焉。报导于后，以开眼前。

前天晚上，该什么之家举行慰荣日本东方歌舞团聚会。这应是一个隆重的聚会，在这种场合中，国家意识应超出个人的风头。呜呼，甲午年中日之战，广东省向日本索取被扣的军舰，说广东省可没有参战呀，贻笑天下。而今中国艺人，也搞出这一套，只因无知，所以也无自尊。

话说聚会开始时，一个女人上得台来，开腔便唱日文歌。急探听她是何许人耶，别人告曰：“张小姐。”该雌大概事前也没打听一下，台下东方歌舞团中的低音歌王逖克峰先生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唱歌唱遍了全世界，每晚要美金二百元一场（读者沉着气，以防吓一跳）。张小姐音既咬不准，字又念不清，听得日本小姐们面色苍白，汗流如浆。张小姐好容易下台，又一女人扭扭而上，她又是何许人耶？告曰：“李小姐。”该雌唱的则是英文歌焉。呜呼，柏杨先生若是学的牙医，准可大发一笔横财，盖当时定有不少人掉了大牙也。然而最使人如丧考妣的，还不是她唱得美妙无双，而是当时聚会不过刚刚开始，李小姐却不管天塌地陷，“撒油拿拉”起来，东洋人无不大惊，以为要驱逐他们出境哩。这种最起码的社交常识都没有，真应上吊一次，以谢国人。

聚会到了此时，大家全都受不住啦，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推荐记者之家驻唱歌星隽玉琴小姐登台。隽小姐唱了两支中国歌：《梦里相思》、《绿岛小夜曲》，场中方才鸦雀无声，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唱毕掌声如雷，逖克峰先生急要求介绍和隽小姐相识，对她的音色之美、音量之广，有深刻印象。并如获至宝曰：“日本流行的正是这种歌曲，中国是一个音乐国土。”在座的中国人闻之，心情稍快，我想张小姐也好，李小姐也好，多少都会有点屁眼痛。

想不到，刚刚正常了的气氛，又被一个异军突起的女人搞了个一团糟。该女人贸贸而出，直奔台上，也唱起英文歌焉，询之左右邻座，答云：“洪小姐是也。”听说该雌和前张、李二雌出身差不多，都是演话剧、电影的。洪小姐的英文歌，中外人士，无一人能听得懂，小说家上官湖露先生，立予七字之评，曰：“荒腔走板不协调”。尤其要命的是，在最最紧要关头，硬是漏了一段，全体听众乃大乐。她在猛唱时，脚下还猛动，东洋人甚奇之，纷纷加以研究。说她是打拍子乎？并不合拍子；说她是发了羊癫风乎？又不像是羊癫风。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是一个谜，此事只好成为千古疑案矣。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日两国艺人的聚会，被三个女人各献其宝，无论主人和客人，几乎要痛哭流涕，盖中华民族自尊心丧失到如此程度性。提出思想发展三阶段说，认为任何知识的发展都先后经，诚大出东洋大人意料之外。

然而不能该三雌专美于前，别的人也照样露了一手，忽然有个家伙提议泉京子小姐唱上一段，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戏弄，充分显示出中国人茫茫然的特点。咦！假使说他是恶意的，那对东方歌舞团是一种侮辱；假如说他是善意的，那说明他的无知——反正无论哪一点都不能使中国人光彩。盖东方歌舞团以逖克峰先生为台柱，且逖克峰先生又是低音歌手，戏院老板把比排骨还瘦的京泉子小姐硬捧成肉弹，是生意眼而已。实际上她既不会歌，也不大会舞，她唯一的特点有二：一是曾演过电影，二是个子高一些。等于柏杨先生和斯义桂先生组团去美国淘金，洋大人能先教柏杨先生唱一段乎？柏杨先生又敢去唱一段乎？反转过来，如果玛丽莲·梦露小姐和平克劳斯贝先生组团来华，盛大欢迎会上，我们总不能先请玛小姐唱上一段也。

于是，京泉子小姐死也不肯登台，拉拉扯扯，结果还是另选了一位中国小姐，而那小姐登台唱的啥？曰：又是日文歌。呜呼，柏杨先生当时便老泪纵横，盖如今才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为啥没有前途，而我们迄今仍为四强之一的缘故。

十月十日那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台北衡阳街曾有一场令人流汗的镜头，一位韩国人买东西，店员胁肩谄笑，大讲其日本之话。韩国人以中国话告之曰：“你是中国人直接呈现说又称”内在说“。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学说。，为什么讲日本话？我会中国话，请讲中国话，好不好？”当时在场停足围观的人很多，反应的嘴胜各异：瞠目不知所云者有之，敬佩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毫无惭愧、以该韩国人有神经病者有之。呜呼，盛哉。

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屁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奸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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