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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公元1626年，是为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对于后金政权来说，这一年，开年就不好。正月里，老汗王努尔哈赤亲自领兵西进，结果，在小小的宁远城下伤亡惨重，有传说，连老汗王本人都受了炮伤。

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烈的老人，如今，更加乖戾。这个横绝一世的人，变得有点儿像祥林嫂，时不时就要回忆自己一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光荣历史，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败在宁远城下。有时，又会叹息自己身心倦怠，打不起精神，要不然就不停地咄咄自恨，觉得事事好像都无法顺心如意，仿佛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放心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八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努尔哈赤的死讯。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王公贝勒们从四十里地以外的叆鸡堡，把老汗王的遗体抬回了沈阳城里的汗王宫。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前后，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和硕贝勒们转达努尔哈赤遗命，让大妃为老汗王殉葬。大妃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是努尔哈赤众多妻妾之中的首席夫人。六年前，阿巴亥曾经受到了努尔哈赤下令离弃的严厉惩罚，后来，努尔哈赤又把她接回汗王宫，直到死后让她陪伴自己于地下。

大妃认为，努尔哈赤去世前五天，自己一直随侍在旁，大汗并没有流露过让自己殉葬的意思。

无奈，四位大贝勒众口一词，四位小贝勒包括大妃的三个儿子，二十二岁的阿济格、十五岁的多尔衮、十三岁的多铎也没有异议。须知，在当时，十四岁的女真人已经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后来，也是满清皇帝亲政的年龄。这表明，此时此刻，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可能确实听到过努尔哈赤有此遗命。于是，大妃只能在他们恭而敬之却又寸步不让的坚持之下，悬梁自尽。多年以后，多尔衮抱怨过皇太极夺了自己的汗位，却从未提到过皇太极逼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

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大妃阿巴亥的三个亲生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继承了正黄旗与镶黄旗的家产。过去，两黄旗一直由努尔哈赤自己亲自掌握。按照八旗制度，只要成为一旗之主，就不仅仅代表着崇高的地位，还意味着拥有了在其名下的土地、人民、军队、牛羊、财富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力。这些权力所能够支配的力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层面上，至少相当于后金全部国力的八分之一。这就使努尔哈赤的遗产继承变得颇为耐人寻味。

遗产与剑（2）

按照中国人的皇权制度与传统，国家权力的传承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皇帝名位的继承，谁继承了这个名位，谁就拥有了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得不到这个名位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一切。在那里，国家根本###、一切权力与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这是为什么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继承权总是笼罩在血雨腥风中的根本原因。

努尔哈赤死时的后金汗国，则不是这样。在那里，至少在理论和当时实际情况上看，汗王的名位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继承这个名位的人，需要由八旗旗主即八和硕贝勒推举产生，假如这位汗王的工作与为人得不到八位和硕贝勒的认可，他还有可能被轰下台去。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后金汗王的实际地位，与任何一个八旗旗主的地位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努尔哈赤临死时一直处于神志清醒状态，却始终没有为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

女真人源于游牧渔猎生活的文化与农耕社会的汉族文化差异极大，完全不可以用帝王政治和儒家文化传统去生搬硬套，特别是对前清时代的情形。许多出自汉文化训练的文人，将这一段历史解释得牛唇不对马嘴，原因端在于此。

仔细考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女真人和世界上众多游牧渔猎部落一样，有过许多相同或类似的习俗——

譬如，他们习惯于迁徙，习惯于追逐水草丰美的地方。努尔哈赤的祖先曾经多次移居迁徙，努尔哈赤多达五、六次迁移首都，便可以看成是这种习俗的遗风。这和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显有不同。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根据地定在关中，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元明之际，朱元璋的大本营扎在南京后，便牢牢地钉在那儿不动。

这些游猎部落习惯于以小核心家庭的方式分散生活，于是，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便由大家来推举那些勇敢、聪明、公正的人物，将人们召集并组织起来。他们之间由习俗而产生的约法简单而严厉，不能严守这种组织约束的人，常常要受到死刑的惩处。他们的司法制度看上去粗暴简单，却十分有效。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常设的监狱，或者即便有，里面也时常是空的。满清八旗制度——从牛录到甲喇到固山八旗再到后金汗国便是在这种培养基上生长与发育起来的。

而那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将他们强力整合或组织起来的人，就成了他们天然的领袖——单于、可汗、王等等。

这种整合或组织与他们原有的游牧渔猎生活并不吻合。因为，在那广阔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原、山林、雪野、戈壁上，要想将他们组织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整合后的军事行动必须具有下列两种情势方能长久持续：其一，军事行动战果显赫，能够得到比游牧渔猎更高的经济利益；其二，整合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或正在被神化。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王族有一个来自天上的祖先，或王本人曾经接受过某种神秘的授权。努尔哈赤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天上的仙女、努尔哈赤的脚上长着贵不可言的红色七星、满族人不吃狗肉并爱护乌鸦（因为狗曾经受神灵指派，掩护了努尔哈赤；而乌鸦则衔来朱果，使仙女受孕生下努尔哈赤的祖先）等传说，即属此类。他们的领袖必须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半人半神才行。

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是；尽管他们差不多都是从一个首领和一群情同手足的战士开始那英雄传奇的，比如，从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跟随他的著名的五大臣；但是，最后，上天仅仅保佑首领一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不能侵犯这种神圣的权力。这就是以王族血统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传承制度。

困扰大汉三百多年的匈奴，困扰大唐盛世的突厥，使大宋烦闷不安了一个多世纪的契丹辽国，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今的女真黄金种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族，只要一一解剖它们就会发现；这些游牧渔猎民族都在恪守上述原则。在他们那里，国家万世一统，以王族的开始为开始，以王族的结束为结束。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在国家内部被推翻更替的情事，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落到过王族之外。这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帝王梦寐以求数千年而不可得的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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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与剑（3）

最后，与王族血统继承原则相配合的，则是领袖推举制原则。从秦汉的单于时代起，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在两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原则一直坚定地在我国上述几乎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中发挥着作用，与王族血统主义相表里，成为一个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这一根本制度的含义有二：其一，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这种制度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必定与下列情形有关——

——分散的游牧渔猎部族与农耕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要分散得多、动荡得多也险恶得多，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甚至整合成为国家，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出于战争、抢掠财富等等与军事相关的动机。

本来，这些游牧渔猎部落的人们并不关心农耕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唤醒了他们对物质文明的最初欲望。那里的金银珠宝、铜铁器具、绸缎布匹、粮食茶叶无不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动荡的生活。于是，他们学会了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为此，他们时常需要忍受对方的欺骗、敲诈、傲慢无礼和有时真正的背信弃义、下流无耻。当天灾人祸降临时，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悲惨。届时，当他们忍受那些屈辱都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时，战争就将无可避免。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淳朴豪迈的牧人猎手，如今变成了极为勇敢又能干、凶狠而剽悍的战士，而且，这种转变，似乎不需要跨越任何障碍。这种军事冒险，常常能够给他们带来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得多的财富。于是，在不同的游牧渔猎部族中，这种同样的冒险行动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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