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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的色彩和迷离的影像，一齐拥挤在我思绪的通道上。因此，当我从辅导员手中接过派遣单时，觉得在同学面前很有面子，仿佛傍上了一个大腕级城市。更何况，我要去的是一个国防军工单位，神秘的光环在它的数字番号后面熠熠闪光。

大山脚下的东方红

我到江津那天天气阴沉，闷热。拎着行李下了火车，站台不远处就是一家水泥厂或磷肥厂，烟尘满天，一片灰黄，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那种工业社会。暴雨刚过，几根轨道锈迹斑斑地横在眼前，又让人联想到安娜与沃伦斯基幽会的那个小站。火车吐出一些人，又吞进了一些人，大叫一声，趾高气扬地走了。火车运走了一个世界，我熟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因此我站立的站台就显得格外空旷和陌生。

后来才知道，江津只是一个长江边的一个普通县城，江津站与它还只能隔江遥望。我的单位虽然在火车站一侧，但还有相当的路程。它与另外两家同系统的单位一起，以隐蔽的姿态挤在大山脚下。“围山转”、“羊拉屎”的布局，它们简直就是三线建设靠山、隐蔽、钻洞方针的标本。三家工厂成品字形，在山坳里各据一方，结合部便形成丁字小街，取了一个非常革命的名字：东方红。

东方红不是农村，自然不逢场，街道冷清，几乎没有农民走动。人们绝大多数都操普通话，虽然都脱不了天南地北的乡音，但是人人都以此为荣，仿佛穿了最时髦的时装。江津方言就显得土得掉渣，不少本地农村顶班进厂的年轻人，几乎在换工作服的同时就把它连同旧衣服一起扔了。以普通话和工作服为主流，身份在这里就显得模糊，籍贯、职位之类的东西全部躲进了档案。这其实是一个与江津绝缘的地方，是农村包围下的工业孤岛。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一条专用水泥公路。每个单位都有交通车定时到火车站接送职工。交通车一律是挂着梯子顶着个天然气大包的解放牌卡车。这种车不拒绝兄弟单位的职工，对农民却有极强的排异功能。偶有不知情的农民搭车，但他们发现，操一口江津土话走进那个穿蓝色工作服操普通话的群体；　就像杂草混进了庄稼地一样扎眼。他们自卑的心理面对工人老大哥锥刺般的目光时很容易受伤，因此他们只有对“专车”敬而远之。这就进一步将这个不大不小的工业社会提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江之津（2）

没有农民和市民的工业区当然十分的枯燥乏味。我所在的子弟校又远离了厂区。宿舍紧张，厂里将我安排在学校住宿，实际上我就被一层层地隔离于社会之外。到处堆积着废旧钢铁机件、铁屑，充斥着机油味的厂区与我格格不入。同事差不多都很友好，但生活区那一幢幢石砌楼房，哪一幢都像森严的堡垒。唯一的老乡是食堂班长，但他几乎是文盲，到他家做客，相互介绍，寒暄，之后搜肠刮肚也找不到话说。这样，我通往外面的最后一条通道也被壅塞。

放学之后的学校一片死寂。夕阳西下，飘着落叶的校园小径上，我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向房后的缓坡，寻一块石头，倚一棵小树，坐下。我身边都是灌木或杂草，长势葳蕤茂盛，将我与外界屏蔽，草莽的气息就在山坡上弥漫开来。或展卷阅读，或望着一天晚霞出神，我常常自以为深沉又深刻。入夜，我龟缩在自己的小屋——其实这屋很不小，整整一间腾空的教室。家具只是一架单人铁床和一张课桌。我常常突发奇想，这空空荡荡的屋子是好大的一个胃口，仅有我与这张床，它一定免不了饥肠辘轳。夜色浓重，微朦的灯光使我避免了被黑暗吞没。桌上的上海牌手表嗒嗒响着，这是在我之外唯一一个跳动的心脏。壶里的水咝咝地冒气了。这是按老师傅教的办法，拿一块耐火砖，凿出槽子，安上电炉丝，接上电源就是电炉了。2500瓦的功率，火力很猛，溜煎炒炖，温度调节全靠那几块红砖。哦对了，我还有一架书。我的书架是上体育课用的跳箱，背后若干木格，立起，翻过来来正好放书。托尔斯泰、普希金、茨威格、莫泊桑、巴尔扎克、康帕内拉，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我的这些偶像在书架上面像是集合排队的小学生，随时准备出列，向我展示思想，讲述故事。捧书玄想，我不知不觉就走进厚重的页码，成为故事的一员。一个人的围炉夜话，抵抗着无边的孤独。然而关灯之后，紧闭了门窗也不能阻挡孤独的入侵，外面唧唧的虫鸣就是制造孤独的发动机。

生活的边缘化，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只是这里的过客。我小心地在尽心与不负责任之间实现平衡。我几乎不备课。学生中关于我出身书香门第的传闻和深居简出让我有了几分神秘感。讲台上颇认真又与众不同的讲课风格也让学生感到新奇。我教小学美术、初中语文和高中政治，跨度极大似乎还都能胜任。我从孩子们天真又灿烂的脸上感到学生对我真诚的欢迎。我的小屋成天都有学生叩门。要我教他们画画，看他们的作文。也有小精怪一样的小女生，经常急急敲门，待我开门时又像一群小鸟似的逃之夭夭。学生们带着好奇和尊敬“供奉”着我，却不知他们的老师心在别处。

我天天都在设计庞大宏伟的创作计划。诗歌、小说、散文无所不包，长篇、中篇、短篇应有尽有。我以为最高尚的事情就是文学。不管什么人，只要与文学一沾边就高人一等。我表面为人谦恭，低调，但内心骄傲，自以为超凡脱俗。我把带来的一箱子书都读完了，就觉得肚子脑子都盛满文学，就像大地贮藏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每晚，我都泡了浓茶，铺了稿纸，端坐窗前。我还刻意将窗子半开半掩，以方便灵感的破窗而入。　整整三年，我拒绝了一切诱惑和一个热血青年本该拥有的热闹与时尚，把自己埋在文学之中。然而，我那些所谓形而上的文字都不是从这里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虽然它们被大量撒向各家报刊，但是除几首短诗几篇短文突破重围变成铅字外，其余都惨遭夭折。这是后话。

大江之津（3）

一颗松动的螺丝钉

单调与局促是学校难以忍受的常态。瘦瘦的书记笑容可掬，但是他的笑只是水面浅浅的涟漪。下面是什么？深不可测。高高的校长从里到外都没有表情，似乎表情于他也是件很吃力的事情。女同事占多数。她们全部是厂里家属。平日里水波不兴，但底下暗流涌动。厂里纠葛和彼此利益很容易在她们中间掀起风暴。

方老师是最让人感觉轻松的同事。他是江津土著，用一口江津土话教一些无关紧要的课，因此他在学校也显得无关紧要。他在厂外教村小的老婆都远比他更像老师。但他却是厂里的知名人士。原因是酒。江津是个出酒的地方。几江牌白酒远近闻名，也就培育了许多像爱家乡一样爱几江白酒的人士，比如方老师。他因为是“半边户”，住在厂外，人们就常常见他醉卧路边。有时厂里救护车呼啸而过，说不定拉的就是他。拉一回他的知名度就往上窜一大截。当然方老师也有受人尊敬的地方，比如炒菜。学校部分同事时不时的聚餐、野炊总是他在推动促成。这是他为我们制造的节日。这些时候他总是亲自操刀、掌勺、端菜，脸膛红亮，两眼放光，笑成一条细线。等到最后一个菜炒完，他才入桌，不停敬酒，与大家划拳，把欢乐推向高潮。可惜这大是非组织活动，不能经常进行，并且我酒量很臭，参加了也无法品味到他们那样的欢乐。

第二年终于有新的大学生分来。而且一下子来了好几个。一石激起千重浪，他们可是一堆石头。这些空降而来的天之骄子立即成为东方红的焦点。他们是车间和办公室的新闻。家有未婚子女的人们都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不久，王万敏被党委书记收为媳妇，张燕不小心陷入了厂区一霸王勇的感情陷阱，成都中医大学分来的任启坤一上门诊门前就排起长队：大娘大妈们心思不在看病而是暗暗替自家女儿打着主意。不过，新同事的到来并没有给我这个“师兄”带来多少影响，因为他们都安排住在生活区。经过了许多区隔与疏离，我或许只是他们眼角余光里的一个细节。

一天，又一天，我的日子不断从一部叫时间的机器里吐出来，像同一型号的产品。单调的生活，单一的居民结构，让我羡慕起那些乡镇上的居民来，比如我曾经去过的珞璜、白沙、油溪和石门，土气、古老、驳杂而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学校传出天大的新闻：总务红鼻子老刘被捕了！

老刘是本厂的老师傅，是伟大领袖的同乡，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执掌了学校的物资大权，在我们这些臭老九面前显得颇有架子，我在他那里领墨水粉笔从来没得到好脸色。我见过他的老婆，农转非进厂当的家属，又瘦又老。老刘没有任何爱好，空虚的内心自然容易让那些蠢蠢欲动的邪念茁壮成长。然而东方红这地方太封闭，那时又没有娱乐城按摩房之类，他一个小小的学校总务，长了个红红的酒糟鼻子，土里叭叽的没有谁看得上。别无爱好，闭门不出，所以他就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女儿身上。他女儿就在我班上，老实巴交，瘦小得可怜，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小孩子感觉身体不对头，原因不明，自己到医院检查多次才被发现受孕。

红鼻子老刘的惊天丑闻我并不幸灾乐祸，反觉得格外沉重。学校太小，我觉得凡是他停留过的地方都污浊不堪，在这个花粉飞扬的季节，学校空气中却飘散着一种不洁的物质。与此同时，风传厂里要清理精神产品，邓丽君的歌要禁止，职工家里的《红楼梦》、《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都要没收，搅得我心情很糟。

大江之津（4）

我们都是按计划分配到厂里的。我是计划经济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颗螺丝钉。厂里的工程师，学校的李光林、杨文典等大哥级的同事，都是*前名牌大学毕业的，比如哈军工、哈船院、上海交大甚至北大、清华。他们才真正是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他们本来都分配在上海、大连、武汉和西安那些响当当的国防军工单位。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以后，伟大领袖为国家的安危深感忧虑。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建设三线。他老人家大手一挥就让这些精英连同所在单位隐入深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厂这些螺丝钉们早已被牢牢地拧在了东方红。而我，一开始就是松动甚至是摇摇欲坠的。现在，我决定要自己把自己从这里拔出去。

故事2006

2006年盛夏。对江津而言，这本该是一个水汪汪的季节，绿肥红瘦，广袤的原野被厚重的绿荫所覆盖。然而大旱，大地被热风大块大块地灼伤，连片枯死的竹林，摇曳着触目惊心的焦黄。墙上的爬壁虎再没有从冬天活过来，像一些破鱼网挂在那里。在江津火车站附近的三岔路口问路，摆摊的年轻女人问我是不是去东方红。她说到这个地名时就像说自己家人名字那样自然，但是我好一阵都没有反应过来。东方红，这里有过这样畸形的名字吗？即使有，现在还可能继续使用吗？

确实依然叫东方红的工业区，小街格局依旧，但已被密密的地摊、修理铺、商店和餐馆挤满，充斥着腐烂菜叶、生活污水和酒菜的气息，像任何一个小镇那样随意和世俗。赶街的农民，叫卖的小贩，满街的江津土话更模糊了它与其他小城镇的边界。我从水果、蔬菜和廉价工艺品之间穿过，从吃串串香和炸酱面的人丛中穿过，从茶楼、网吧、ok厅和挂着“丧葬服务一条龙”招牌的什么公司旁边经过。我调动一切记忆来认识眼前的这个东方红，然而它却躲在这些小镇繁华背后不肯出来。

是学校唤醒了我全部的记忆，甚至唤醒了小径上的那些脚印，墙上那些苔痕，还有无数早已隐入记忆深处的面孔。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教室还是那些教室，连锅炉房、厕所、操场的一砖一石都保持着原貌。只是树被全部伐倒。这些与工厂同龄的法国梧桐当年就已很高大，二十余年过去，似乎又高大了许多。原先它们站立在道路两旁和操场四周，整齐成行，像士兵的警戒线。现在，这些“士兵”像是中了弹，仰面倒下。一地木屑是它们碎裂的骨渣。操场上几位民工告诉我，这些树全部淘汰，换种观赏树种。

我当年经常打乒乓的活动室看来早已无人活动。室内积灰很厚，球台堆在角落，脚架锈烂，台面散架。这一堆黑糊糊看不出眉眼的东西，正在被时光消化。

还在放暑假。但我当年经常上语文课那个教室的门并未关死。我推门而入，在墙角寻了一个粉笔头，还像当年第一次走上讲台那样，工工整整地在黑板上写下：“第一课　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转身，清了清嗓子，面对下面虚拟的座无虚席的学生，用标准的普通话喊一声，同学们，上课．．

已很难找到同事。工厂已经破产，被其他企业兼并。老大哥老大姐们退休后差不多都选择了回老家。可爱的方老师成为*功的痴迷者，神神秘秘，远离人群，闭门不出。和我同时的年轻人纷纷步我的后尘，早已在船沉之前逃离。只有任启坤、蒋萍夫妇还在坚守。启坤已经从厂医院下岗，开了个小诊所，怀才不遇，大骂贪官。蒋萍是学校的末代校长，亲自为我们的学校划上句号。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江之津（5）

我的学生已很难找到几个。考上大学的一去不返，有技术的远走深圳上海打工。堂堂军工企业，当年就已经沦落到靠生产组合夹具、自行车配件度日——这在我看来，它当时就已是一个癌症患者，有条件的人，谁会为它殉葬？

晚上，我们在学生于红开在江津闹市的餐馆聚会。赵金霞、于红、杨开红、代红……她们身上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影子。这些过去用普通话怯生生地回答问题的学生，现在她们夹着香烟，摆弄着手机和mp4，大声用江津话说笑，大胆评论当年的老师，坦率地介绍自己的生活。这完全是关于学校信息的大发布，是20　余年空白的大填补，是许多问题的大揭秘。但是温川没有来。这个当年我班上鹤立鸡群的优等生，质朴、聪明、勤奋，几近完美，是我最器重的尖子。但上高中后她优势渐失，并且被许多同学超越。高考落榜，进厂当了工人，现在又成了赵金霞的嫂子。一再打电话她都以有事推托。她是有心理障碍，觉得自己混得一般，无颜见老师吗？

还有一个学生的名字被偶然提起。我感到心里格登了一下。那时的她腼腆，文静，一说话就脸红。作文很有灵气。我依稀记得曾经在她的作文本上写过长长的批语以示欣赏和鼓励。离开江津多年以后，我突然接到她寄自三亚的一封信。她用娟秀的字体写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在海边检贝壳。我检了好多漂亮的贝壳。但是它们是我无人可送的礼物，所以我最终把它们重新远远地扔回了大海。若干年以后，当潮水再次把它们推向浅滩，有游人把它们检起的时候，有谁知道它们从前的主人那些感伤的故事呢？”这是一个女孩子把自己的心扉向她欣赏的异性半开半掩。我按捺住内心的暗自得意，与她断断续续通了两三封信，口吻像一个心理医生，更像一个教父。后来才知道，她读了外语学院，毕业教书。英俊的男同事狂追不舍，然而她却另有期许。她另有期许是因为她近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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