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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了富阳县安置。

1959年春夏，随着气温的升高，政治空气日日攀高。到了1959年6月，庐山会议批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后，大跃进又进入了新的膨胀期。全国没边儿的战天斗地蔓延到江南的新安江畔，把新安江流域史无前例的移民潮一下推向了浪尖。钱塘江、富春江、常山港、婺江、兰溪江上的运货木船全部调集到新安江，连同新安江上一起的1000多只木船和60多辆带着“背包”烧木炭的汽车，全部集中于新安江中和杭淳、淳开公路上。新安江街口至富春江、钱塘江全江白帆飘动，百舸争流。杭徽公路和淳开公路全线上的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公路两旁，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一早起来，人去楼空，热闹的山村一下变成静悄悄的“空村”。

我的中学班主任厉汉杰谈起那段历史时说：“新安江水库移民给我留下的记忆也是十分深刻的。”他说起了那一段记忆中怎么也抹不去的往事。

“1959年10月初，我受开化中学校委会委派，作为兄弟中学的特邀代表参加淳安中*动会，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一片凄凉，当时，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目光所及，尽是各式各样的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从桌椅板凳到橱柜床榻，从纯锡的酒壶烛台到红铜暖锅手炉，品种繁多，式样千奇百怪。像万国博览会，又像临潼斗宝，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也出现在公路边。木制品家具中，不乏紫檀乌木等高级家具，连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也在其中，只是赤身*歪歪斜斜躺在干结的泥田里。真是令人心酸。到了淳安县城，10月5日，当天晚上怎么样也不能进入梦乡，路上的一幕幕，始终浮现在我眼前，我问自己，农民的财产怎么就那么不值钱？10月6日，那场运动会的开幕式，变成了告别会，全场没有欢笑，只有沉痛和悲伤。因为运动会一结束，他们就要永远离开孕育过无数有志之士的淳安中学。淳安中学搬迁后，贺城就成了一座空城，很快就变成了一座废城，成了一座水下城。”

移民匆匆告别故乡，什么故土，什么亲情都丢弃了，他们能割舍吗？

移民带走的不仅是旧家具、旧农具，还带走了潜在的矛盾和危机。

上世纪末，原杭州市委副书记，新安江水库移民时期的淳安县县长王富生到浙江医院看望江华同志。这位从井冈山下来的老革命，见到淳安的老父母官，感慨颇多，他十分内疚地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客观有原因，浙江省委有责任。更多的原因和责任在我身上。”最后，他沉重地对王富生说：“到阴间，我向他们赔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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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移民路（1）

松崖是松崖乡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儿童和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是永远抹不去的。四面环山，中间的一条云源溪把千亩沙洲劈成两块，南岸的松崖古村落中一条长渠穿村而过，这村落上宅的头与下宅的尾相距足有500米。大巷小弄的通道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茶园青石板，村中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造的四座大宗祠，是夏天松崖人乘凉，冬天看大戏的好地方。松毛岭脚下的松崖和花洲、云头、息坑、毛家坎、上溪埠等五个村落的童氏后代共同建造祭祖的大宗祠，外观巍峨壮观，第一大厅，两个大人才能抱上的四根大柱子，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屋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也不敢下手拆除。童家宗祠后山，有许多几个人才能抱住的大苍松。听老辈人说，上世纪30年代修建浙赣铁路就被国民政府打上了主意。倒下几株大松树的巨大响声，成了全村几百号人的号令，男女老少全上山了，砍伐工人无法下斧就撤退了。直到1956年修建金寿铁路（金华至铜官）才把古松砍得一株不留。保护童家宗祠的一排四株千年挡风翠柏，都不舍得砍伐。时时听家族老人说：“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往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的痛。”

淳安人祖传就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淳安地处浙西山区，丘陵山坡，高山峻岭，汇集新安江畔，淳安村庄相邻的山岭，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全部是用青石板铺设。淳安村落巷弄中的青石板铺设很有讲究，富村青石板横铺，贫村青石板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山顶上还有个凉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用茶园青石板砌成。淳安茶园青石板远近闻名，据说杭州胡庆余堂，胡雪岩故居的青石板都来自淳安茶园。因为徽商路经淳安，水运方便，茶园门口装船，钱塘卸船，便到杭州。

昔日，淳安耕牛开春有尝鲜的习惯。每年三九严寒，为人服务一年的牛被关进牛棚。我六岁开始放牛，牛早晚被牵出，放风吃上二次水，其他时间，它们就在牛圈里啃那干燥的稻草和苞芦秆。牛盼开春，我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立春之日，大地复苏，枯草吐翠，全村近百头大小黄牛都相继被赶上松崖与威坪镇山头湾村交界的东山尖上。东山尖有睦州第二峰之称。到了山顶，牛的主人给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地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据老人说：牛特别有灵性，也特别认“老乡”，只要是一个村庄的牛，白天它们在山上放任地乱窜，晚上就聚在一起，母牛、小牛居中，大牯牛周围围圈着入睡，以防野兽伤害。放在山上的牛从来不曾丢失过一头。春耕开始，大小“牛郎”相继上山牵牛，吃了春天山草的黄牛，头头膘肥体壮。

昔日的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大山中的野兽成群，狩猎也成了山里人的一大爱好。一到冬天，淳安老猎人上山打野猪，青年人也喜欢去凑热闹。猎狗一叫，山里就响起一片狂叫声，野猪听到漫山遍野的狂呼，四处乱窜，守在路旁的老猎人，见猪枪响，百发百中。山中不论是赶野猪的年轻人，还是砍柴的老农，只要听到枪声，都会赶来。他们喊着去分“刀鞘肉”。打第一枪的人分一只后腿，其余所有的人只要扎野猪的抬杠没有上肩前，见者有份，童叟无欺。

5．我的移民路（2）

淳安对每一个新安江水库移民都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今日的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国内外著名儒学家吴光，在少年时代离开故乡四年后，对故乡还依存着那意绵绵的情思，他在高中的一篇作文曾写道：

我的心一下飞向童年时代的春天，在新安江畔，只见那婀娜多姿的柳树满脸春风地排在两边，嫩绿的枝条羞羞答答地往下低垂，沿岸的百草坪上早就长出了茁壮的青草，青绿代替了枯黄。“这草一定是甜的。”那时候，我和那些调皮的朋友们一起放牛，牧场是那样的宽广，我们睡在草地上，贪婪地吮吸着青草的香味，用多汁的嫩草预测谁家的牛吃得饱。高兴了便追逐游戏，身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而今，我却在远离故乡三百里外的桐庐，思念故乡普慈。我幻想能再贪婪地看一眼故乡的春景，能够用我的笔来记下那生机勃勃的春景。今日，故乡已沉入水底，因而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23万多淳安原迁移民几乎人人都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移民那时我才七八岁，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放牛。一天我遇上与我家乡农村穿戴不一样的人，有好几个，一口外乡口音，他们忙来忙去，在山腰插起了红、白、黄三道旗线，我去搭讪，才知道他们几个是测量队的技术员，我问：“叔叔，这插旗挺好玩的，我帮你们一起插吧。”测量队员笑了：“小孩子家，你是不懂的，这是将来新安江电站建好，水要漫到这里的水界线。”我问：“那松毛岭上的凉亭都要淹掉？”他们说：“不仅凉亭淹掉，你们整个村都要沉入水底。”太意外了，我问：“那我们全村的人呢？”“移民。”他们回答得那么干脆。只有七八岁的我，怎么听得懂“移民”二字，怎么想得到移民会给我们家、我们村带来怎样的苦难？但有一点是听懂了，那就是水肯定要把我们整个村庄给淹了。

回家我告诉了妈妈。妈妈毫不在乎地说：“他们瞎说，你不要听他们的。”

自从测量队的人在山上插上红、白、黄三道小旗后，全村就议论开了：“铜官要造大坝了。我们要移民了。”“我们村到铜官有*十里路，就是造水库，也淹不到我们这里。”……那一阵议论后，我们村上的人又集中精力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土改复查，谁也没有去理会那些测量队员是来做什么的。50年代的小山村，没有广播也看不到报纸，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山外的情况还真是不清楚。

1958年底，港口、富文、妥桥等乡镇的人移到临安、建德去了。1959年1月，屏峰、桥西、文昌的人也开始移了。2月，与我家相邻的金峰、外桐乡也开始动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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