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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部分（第2页）

这样，第三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十九兵团（原华北第二兵团，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兵力。

然而，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第三野战军面临两个最大的困难：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没有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的船只甚多。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要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峡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要用轮船或者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加上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以沿海现有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而我人民解放军当时所薄弱的就是这两方面。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0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　多海里。而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船只航速每小时只有六七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所掩护的船队必会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到登陆成功的目的。

因此，有了渡海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对于这两个主要困难，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早就深谋远虑了。1949年7　月，毛泽东提出，要攻打台湾，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之后，中央军委积极解决这两大问题。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人才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中共创建海空军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到了1950年5　、6　月间，中共的海空军已初具雏形，并可以从事一些小规模作战活动。

鉴于海空军具有一定作战能力，华东军区根据攻台作战的需要，于1950年6月间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同年7　月至次年3　月各军兵种分别进行训练，翌年4　月和5　月进行三军两栖作战的合练，然后准备以三军配合的两栖登陆作战最后解决台湾问题。

1950年6　月6　日至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时提出当前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全会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粟相认为，解放台湾是件大事，希望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表态，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

中央军委、毛泽东之所以选定粟裕指挥台湾战役，是与粟裕在解放战争

期间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在解放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粟裕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负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场上粟裕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可以说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了。

正当中共忙于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攻打台湾之际，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军队介入了台湾海峡。中共决定暂停台湾战役。

1949年，蒋介石的处境十分不妙。他只觉得自己处身于狂风暴雨中的一只小船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对此，他的儿子蒋经国曾作过如下描述：“民国38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旌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进入1950年，蒋介石原指望命运会出现一些转机，可是事态仍令人失望。退台之初的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气氛。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后来描述从广州逃台后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略为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作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一部分国民党要员对“坚守”台岛失去信心，纷纷竞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弃他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经营房地产。在国民党位居第二、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到了美国以后，便称病不归了。政学系重要人员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未敢随蒋赴台，而是滞留香港，以待时局变化，再做进一步打算。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等害怕去台凶多吉少，故而举家迁港。更有许多要员逃得无影无踪。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此时的国民党，真可谓树倒猢狲散。

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的军事危机。国民党残兵败将自大陆撤至台湾、海南、金门、大陆、舟山诸岛约60万人，尽管人数不少，但都是些没有多少战斗力的乌合之众。《陈诚传》的作者认为：“由大陆撤来的军队，不但不能增加防御力量，甚至还有内部的危机。”蒋介石也哀叹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这些未经整补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抗人民解政军对台岛的凌厉攻势。许多军事机构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更有甚者，官兵成分极端复杂，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台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挥的海上军队仅有3。5　万人，舰艇也不过50多艘，且缺乏维修零件。空军方面为蒋介石嫡系周至柔所控制，约有官兵8。5　万人，各型飞机400　架，实际能作战的飞机仅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但汽油储存量也只够用2　个月。

上述海、陆、空三军的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装备训练欠佳，供给也十分困难。而此时

的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大部分大陆之后，集结重兵，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外交”方面，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可以说已到孤立无援的绝境。

世界一般舆论认为，蒋介石集团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乃至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盟友美国，也准备对蒋介石采取抛弃政策。

南京政府垮台之后，白宫数度集会，讨论对华新政策。当时白宫会议分为三派意见：一派以塔兰托。诺兰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派，力主出兵武力保台。

1949年12月，史密斯同诺兰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在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另一派以美国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反对武力保台。他们认为台湾的确有很重要的战略价植，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都将受到威胁。

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然后者更为重要。战后美国总兵力因复员已减至不足120　万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足取。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停泊在台湾港口表示姿态，或给国民党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持台湾的地位。

第三派意见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他认为国民党政权无可救药，主张不再给蒋介石以支持。艾奇逊告诉军方，应当承认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由于他自身腐败无能。他认为援助蒋介石国民党丝毫不能挽救它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有损于美国的利益。

在防务上，美国已不那么真正需要台湾了。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记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影响的教训。

三派意见争论不休，各不相让。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表现出举棋不定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在外交上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给予少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以巩固台湾；一方面，又故意同蒋介石拉开距离，表示要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去，并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接触。

早在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并同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试探性接触。这时中共也希望司徒雷登能访问北平，并表示如美国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中美之间可以建交。然而，美国却提出建交的主要条件是新中国“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即承认旧中国的卖国条约并继承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共拒绝。双方的试探性接触无果而终。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美国政府为防止新中国倒向苏联，又表示了一些“不干涉”台湾的姿态。

1950年1　月5　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1　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被称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讲话，承认在中国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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