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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这里的“清和斋”、“延古斋”、“大观斋”、“博韫斋”、“雅文斋”、“大古山房”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外庄。

但凡逛琉璃厂，登莱普必带梦璋出入这些店铺。其中“清和斋”最常去，这里“俏货”多，据说还曾经倒腾过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头。其实盗卖国宝，不管在任何时代都是犯法的，所以总是暗中经营，从不敢公开。登莱普“贼”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有机会得到一件，一直到他悻悻回国都念念不忘这件憾事。可天长日久，梦璋却和这些店铺里的伙计们交上了朋友。

说到东交民巷，更是一处充满传奇的地方。

东交民巷原名叫“东江米巷”，是明清两代天安门前“五府六部”的所在地。清朝时期，这里有兵部、工部、太医院等衙署和一些王府宅第，康熙至乾隆年间，此地盖过两处宾馆，一曰“四译馆”、一曰“会同南馆”。是给当时俄罗斯、缅甸、朝鲜、尼泊尔等国“觐见使臣”的临时住所。

可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占据此地，英军占了这里的梁公祠（当时俗称河西府），法军占了台基厂南口的庆公府。据梦璋的笔记上说，洋人还在这些府第的门前用铁链子设置障碍，不许中国人靠近，所以当时人们都称这里为“大铁链子”或“鬼子府”。

英、法两国驻华公使率先在这里建起了使馆之后，就擅自把“江米巷”改为“侨民巷”，北京人把它给念白了，叫“交民巷”。　　　1900年的“庚子之变”，义和团杀洋人、烧教堂，倒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一回，便将这里改叫“鸡鸣巷”，据说是取自《推背图》中的“金鸡啼后鬼生愁”一语。

然而，有些市井贫民还嫌不过瘾，便四处地贴告示、粘标语，干脆把这里叫做“切洋###巷”。此种叫法虽然是有点儿“那个”，但却充分体现着当时民众的大鸣大放意识。别忙，这“意识”似乎还有些让人熟悉——想起来了，“文革”的时候这里不是叫“反帝路”吗？但红卫兵小将就显然嫩了点，没老祖宗们喊的那么解渴。有学者做解释说：这历史是“螺旋式发展”，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没过多久，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这一带彻底变成了殖民地。“鸡鸣巷”也好，“###巷”也罢，最后又改回了“交民巷”。不仅如此，还把附近的台基厂改称为“马可波罗路”，台基厂头条改为“哈特路”（前些年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块嵌在墙内用外文刻写在石头上的路牌），二条改为“俱乐部路”，三条改为“拉布司路”。当时的柴火栏胡同改为“布格瑞奈路”，洪昌胡同改为“南怀人路”，东交民巷东口改为“大和街”……这里整个变成了一张“世界地图”。

这地方跟文物、古玩有关系吗？太有啦！从保存在这里的太医院宋代石经、元代的针灸铜人，户部遗存的明朝“样银”到清代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副本等都被列强悉数洗劫一空。而且当时中国最大宗的古玩“生意”，也大都是发生在这里。

“庚子”之后，东交民巷里设立了不少外国银行，有美国的“花旗银行”、“盐业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以及俄罗斯的“道胜银行”等等五花八门。这些银行雇佣了不少华人当“买办”，专门从事贷款和文物抵押的勾当。押来押去，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死押”，无数的古董珍玩轻而易举地就进了洋人的口袋。

据说北洋政府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弟弟曹锐，这位当时直隶省的省长，就曾把大量的珍玩押在了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因为东西来路不干净，所以没敢用真名实姓，只是胡诌了几个“堂号”。民国初年曹锐栽在了冯玉祥的手里，自知罪孽深重，畏罪自杀。于是这批宝贝便是“死无对证”，白白地便宜给了那些“黄毛儿法兰西”。

那《平复帖》的遭遇也和这里有干系，这幅出自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之手的珍贵遗墨，曾被历代帝王美誉为“国之重宝”，以至于乾隆皇帝在御制“三希堂法帖”时将此列为卷首。清末传到了恭亲王奕手里，结果被其后人押给了这里的外国银行，换成“零花儿钱”了，眼看着抵押期限已到，幸有张伯驹先生的爱国义举，以重金“赎回”，要不然不定又落在了哪个外国“丘八”的手里。

再说说我们宣统皇帝大婚的时候，由于清政府“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内务府早已是囊空如洗。于是将清宫里的文玩珍宝，搜罗了40多箱子，抵押给了这里的“盐业银行”，贷了一笔款子。咱家皇上倒是凑合着把媳妇儿给娶了，可珍宝拿什么去赎回来？结果又都变成了“死押”。把那帮“红毛儿英吉利”给美得呀，估计连鼻涕泡儿都乐出来啦！

据说这批国宝最后大部分都奔了美国著名的“大维德基金会”，没有签证您想花钱看都看不着。这个鸟基金会是“大维德”还是他妈“大缺德”，让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去评这个理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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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牌儿车”与东交民巷

作为“资深”的鉴赏家，神父登莱普怎么能放过这些机会呢，或许是受雇于西方某权利机构，他频繁地出入这里，当然没忘记带上梦璋。那个时候国人常说的“切肤之痛”，梦璋应该是其中感受颇深的一位吧。

当时出入东交民巷跟出趟国也差不多，您想呀，这里是租借地，已然成了“人家的地盘儿”。有多大规矩姑且不论，就连乘坐的人力车都跟别处不一样。

那时京城里的人力车分为两种，一种是“白牌儿”，一种是“蓝牌儿”。白牌儿的在租借地，专拉洋人，这些车无论是刮风钻胡同，还是下雨跑大街，来来往往从不受中国警察的制约。虽然也是两条腿跑的人力车，可感觉比谁都牛×。

蓝牌儿的则是普通市民的交通工具，不仅不能靠近租借地，就连在附近“揽座儿”都不成，动不动还是警察撒气的对象。所以梦璋他们，必须是先坐蓝牌儿进城，再改乘白牌儿进租界地。

有一回梦璋就碰上了个特让人撮火的事儿，几位洋大人坐着的白牌儿车刚驶出租界，迎面就溜达过来一位中国警察，可能是为了讨好洋人，这主儿冲着白牌儿双脚一磕，抻着脖子大叫驴似地喊了一声：“立——正——！”

不承想赶上今儿个洋大人心情不好，隔着车篷子扔出一句话：“够奥特（滚开）！”用北京话讲这叫“烧鸡大窝脖儿”，把个警察大爷气得直抓后脑勺。您说巧不巧，正好又过来一辆没长眼的蓝牌儿车，被他一把揪住，说：“这地方也他妈是你能走的？”抬起手就是一大嘴巴；说起来真能把人给气死。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说这“媚外”的劣根性就彻底杜绝了吗？我不敢苟同。不信您注意一下，现在同样都是在马路上跑的汽车，那些挂“黑牌儿”的使馆车、外企车就比咱爷们开的“蓝牌儿”车得儿蜜多了。谁我也不敢指责，只是真心希望，那看人下菜碟儿的现象，愈少愈好！

“拳变”在即

前边既然说到了“庚子之变”，这里就有不少梦璋所经历过的堪称是惊心动魄的事情。

所谓“庚子之变”指的是光绪庚子年（1900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他们起势于山东、河北一带，一开始是到处设坛拜会，一会儿生出个“金刀圣母”，一会儿又拜来个“黎山老祖”，矛头直指洋教。

这本来被朝廷称做“拳匪”的民间组织，不知怎么着又被西太后看上了，大加褒奖不说，还派端亲王和庄王亲临斡旋，实际上是想借着义和团的力量抵抗洋人。就此，西太后还发了一道上谕说：“虽五尺之童，犹复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样一来，义和团便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于是乎轰轰烈烈、山雨欲来。

接着教堂被焚、神父被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时候，凡是沾“洋”字儿的都有点人人自危。

有一天，梦璋从教堂附近揭下来一张义和团的“告白”给登莱普看，那上边写着：“护我中原，驱逐洋寇，戮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

登莱普自知大难将临，本想离开“藤公栅栏”躲往东交民巷，无奈身边搜罗的“玩意儿”忒多，舍命不舍财，一天到晚地犹犹豫豫、哭哭啼啼，好几天水米不进，跟丢了魂儿似的。

梦璋瞧他怪可怜的，就煮了一碗面茶给他，总算是让他吃了碗热乎的。面茶吃完了，登莱普的鼻涕眼泪合着芝麻酱、花椒盐儿粘了一胡子满脸，再搭配上一双没了神儿的蓝眼珠子，那模样就跟京戏里的“窦儿墩”差不多。他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拼命地在脸上蹭了几下，您再瞧这块布，立马儿成了一张画坏了的“西洋画儿”。登莱普本来是位特讲究仪表的绅士，这会儿却邋遢得没了人样儿。

梦璋说：“咱就这么憋在这里可不是事儿呀！您还不知道义和团的厉害？”

登莱普在胸前画着十字说：“我对耶稣发誓，我从来没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

“您倒是没把人家的孩子给扔井里去！”梦璋指着这一屋子满地的文玩道，“可您弄来了这么多亏心的玩意儿，都快把我们大清国给搜罗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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