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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朝官职的例子。秦朝著名的宦官赵高就曾出任丞相一职，而且把持了朝廷大权，甚至将昏庸的秦二世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为权倾一时的“太上皇”。唐代的宦官还有直接出任中央三省、六部重要官职者。以凶残丑恶著称的权阉李辅国倚仗着在“安史之乱”中护驾之功，先兼任少府，后迁任兵部尚书。但他犹不满足，径直向唐代宗求任宰相，并且最终被册封为司空兼中书令，从而开创了唐代宦官任职宰相的特例。权阉鱼朝恩得势之后，目空一切，自诩文武全才，迫令唐代宗委其判国子监事。每逢鱼朝恩前往视事，朝中文武官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假充学生，列于国子监廊下听其训讲。鱼朝恩仅粗通文墨而已，所讲难以成理，漏洞百出，众人唯拱手听其言，偶有提出异议者，则必受严惩。历史上的宦官还多有出任辖土治民的地方长官者，这在北魏时期较为多见。据《魏书·阉官传》载，当时曾出任县令、郡守、州刺史等地方大员的宦官数以十计，而且他们多是实际到职任事，并非遥领虚职。

历史上的宦官还多有受皇上差遣而出任军职或使职的。宦官本属供君主驱策之人，临时因事受差遣也属正常，但因此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侵夺甚至取代中央政务机构有关官署的职司事权便属超常。这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出任“监军”，这在唐、宋、明诸朝表现最为突出。唐代宦官多有充任监军使及执掌北衙禁军者。明代的宦官出任监军则更为多见。二是出任使职。历代宦官除本职之外，常因君主差遣而担任各种使职。这些使职起初可能是临时因事差遣，但久而久之则逐渐演化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进而对有关官署的权力形成侵夺之势。在唐代，宦官出任的使职粗略统计即达五十余种，如有与中枢机构相关的枢密使、宣徽使等；有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监军使、观军容使、招讨使等；有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市舶使、营田使、铸钱使等；有与内廷杂作相关的闲厩使、内庄宅使、内作使等；有与宫苑管理相关的宫苑使、教坊使、御食使等。明代宦官出任使职又有新的特点，即除了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差遣外，还多奉诏出使外国，如著名的宦官郑和曾多次率船队下西洋。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明代中后期有大批的宦官被差遣至各地任矿监、税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宦官身份的双重性（2）

这些担任内外朝官职以及出任军职与使职的宦官，有官位、有秩品、有俸禄、有冠服甚至有爵位、有食邑，并享有娶妻成家、养子传爵、购置田产、休沐归省等诸项权利，其身份地位已与普通官员没有明显差别。进而言之，唐、明两朝的少数上层宦官竟然达到了气焰熏天、势侔人主的程度，当时的阁部大臣见之亦须卑躬屈膝，毕恭毕敬，竟有“长跪叩头，呼九千岁者。”

然而，在数量众多的宦官中，真正能够身居高位者，毕竟是少数。如东汉时期职列二千石的宦官只有中常侍、大长秋及皇太后诸卿，其中大长秋的职位只有一个，中常侍在东汉初年定员四人，皇太后诸卿最多不超过三人。就此看来，东汉宦官虽数以千计，但能够跻身二千石者，至多不过十人左右而已。其他如中黄门一官，虽在宦官中已是较有身份的了，但品秩仅比百石，属于官员品秩中的最下等。当然，历史上也有诸如“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之类的记载，但那既是概而言之，又属历史上的特例。据清代的资料，能够加授官职品衔的上层宦官，在宦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至多不会超过十分之一。绝大多数宦官是地位卑微的宫廷仆役。

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使是获取官职品秩的宦官具有了类似于朝廷一般官员的身份地位，但他们所执掌的基本上仍然是宫廷杂役之类。如清末权阉李莲英，凭借在妓院中学会的一套梳头技术，讨得了喜欢新式发型的慈禧太后的欢心，此后又刻意揣摩慈禧太后的喜好，得以固宠，进而由一般太监逐步升任首领太监、副总管太监、总管太监，赏加二品衔，时称“自开国以来未有若是之光荣者”。即便荣宠若此，李莲英仍须日夜陪伴左右，不敢稍有疏怠，而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他也不过就是个奴才而已。从这点言之，宦官是区别于一般官员的。宦官区别于一般官员的另一明显特点是，他们官品的取得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即使是位处宫中最下层的宦官，说不定哪件事讨得了君主的欢心，就可能立即取得官品，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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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宦官知多少

宦官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测，大约早在夏商周时期的宫廷中可能就有了宦官的存在，至于究竟有多少，却难以详考。

秦汉帝国建立后，“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创制了庞大的官僚国家机构，一整套与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宦官机构由此创立，并在其自身的演进中逐步完善，宦官数量也随之不断增长。从史书记载来分析，在秦汉两朝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宦官机构还是人员数额，增长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据《后汉书·百官志》载，东汉和帝以后就在原有宦官机构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尚药、太官、御者、佝盾、尚方、考工、别作诸监，同时原有宦官机构的人员规模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充。如西汉时期“中常侍”仅置一人，而东汉永平年间达到四人，至延平年间更超过十人。不过，宦官机构的官员设置尽管相对固定，但在宫廷中执役的宦官却总处于变动之中，史书也缺乏明确的记载。东汉末年，袁绍率军进宫，“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刨除“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这一部分，东汉末年的宦官人数至少也在千人以上。《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大致可以为后人提供一个参考。

秦汉之后，宦官势力在隋唐时期再度膨胀。据《旧唐书·宦官传》记载，唐中宗时，宦官已达到三千余人，其中超授品级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到唐玄宗时期，宦官仅“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即有官秩的宦官约为中宗时的三倍。穆宗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若按唐中宗时的比例估算的话，唐朝后期宦官恐怕得超过万人之数。

中国古代的宦官数量在明代达到最高点。据历史记载，明朝建立之初，“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足百人”，但随后人数急剧增加，渐呈无以扼制之势。至成化年间，监局内臣已数以万计，而明朝灭亡之际，宫中宦官七万余人哗然而走。清圣祖康熙皇帝在训诫臣下时，更不无夸张地称明末宦官计有十万人之巨。无论是较为保守的“七万”，还是相对夸张的“十万”，明代宦官人数之众都是空前绝后的。

论及宦官数量，还不能不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政权。它的宦官绝对数量也许不及明朝，但若将阉宦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这一因素估计在内的话，南汉政权恐怕才是真正的历史之最。南汉是地处岭南一隅的小国，灭国时辖有“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人口总数至多在百万左右。然而它却拥有“宦者近二万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究其原因，则在于南汉君主对臣下强烈的猜忌心理，认为“群臣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唯宦者亲近可任。”，因此，“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元，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于是，朝廷成了宦官的天下，凡求幸进者必先阉割。这在历史上也算是奇闻了。

清代的太监员额是比较少的。乾隆初年，皇帝曾谕令宫中苑囿所用宦官“综计不越三千”之数，并规定以后不得增额。从清宫档案记载来看，清朝统治二百六十多年间，宦官实际数量确实从未曾达到这一定额。乾隆五十八年（公元１７９３年）宫中及外围等处共有总管、首领和太监２６０５名；嘉庆三年（公元１７９８年）共有２６７５名；道光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４２年）共有２２１６名；同治十三年（公元１８７４年）共有１５９６名；光绪十三年（公元１８８７年）共有公元１６９３名。在这些宦官中，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所占的比重很小，光绪年间宫廷太监最多时曾达到一千九百多人，其中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全部加起来，也占不到百分之十。所以，宦官的绝大多数还是纯粹的宫廷仆役，加官晋爵者少之又少。

宦官势力兴盛与顿挫的历史变奏（1）

中国历史的宦官制度始终是与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其赖以形成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专制君主的多妻制。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享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权利，其正妻一般称“后”，次妻有妃、嫔、美人等各种称呼。史载：“《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其实，历代宫廷中除了有名号的后妃之外，还有大量的宫女。她们既要负担内廷各项杂役事务，同时也是君主随时泄欲的对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主妻妾众多，“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以所得诸侯美人充实后宫，“列女万余人”。唐代玄宗时，“大率宫女四万人”，成为历代后宫之最。如此众多的女子为君主一人所独占，势必造成“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内多怨女，外多旷夫”的情形。然而，专制君主为了保持世系血统的纯正，为了满足独占的欲望，视宫中女性为禁脔，绝不容许他人染指，这就必须制定严格的宫禁制度，宦官的出现势所必然。

以阉人给使内廷杂役，无疑基本禁绝了正常男性在内廷的存在。据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回忆，清代紫禁城内，每天到日落时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低贱差役，均须全部离去，除了皇帝之外，再没有一个真正的男性。从专制君主的角度看，这一局面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宦官作为阉人，已经不是真正的男人，已经不可能与内廷女性发生性爱关系，这可以满足君主对宫中女性的独占欲望；其次，内廷中既需要粗重使役，也需要警卫，宫中女性对此显然不适宜。宦官尽管失去了性能力，但其作为男性的气力还在，使用他们就可以断绝内宫女性与外廷一切可能出现的联系；再次，君主对内需要隔绝与监视宫廷女性，对外需要监督群臣，但君主确实又需要沟通宫禁内外，以保证权力的畅通。在上下臣工基本都是男性的前提下，使用女子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使用宦官则可有效地避免其与朝臣发生过分亲密的关系。

正是基于这些现实的原因，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宦官制度。由此而至清末，宦官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兴盛与顿挫相互更替的三个阶段：

（１）自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以东汉时期为高潮。

这一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基本确立，有关宦官的机构设置及选用、赐爵、秩俸、升迁、管束、赏罚等各项制度也渐次成熟。与之相联系，宦官人数迅速增加，宦官阶层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部分宦官地位上升，跻身于官僚行列，进而使之同时具有了君主家奴与朝廷官员的双重身份。作为一支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宦官集团越来越多地干预政务，并因此与外廷官员产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秦有赵高，汉有十常侍，宦官干预朝政乃至操纵国柄的现象愈演愈烈，宦官专权对于国家政治所造成的危害逐渐显现。其结果则出现了东汉末年朝廷官员与内廷宦官的长期争斗，宦官势力伴随着东汉的灭亡而遭到毁灭性打击。

（２）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以唐朝时期为高潮。

自东汉末年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宦官势力在分裂割据与王朝更迭频繁的情况下虽几经浮沉却绵延未绝，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新的发展。在这期间，北魏王朝的宦官势力曾一度兴盛。不仅任职范围大大突破了传统的限制，由奉侍帝王的内廷官职扩展至外廷朝职与军职，而且常常能够把持乃至专擅朝政，恰如《魏书·宦官传序》所言：“魏氏则宗爱弑帝害王，刘腾废后戮相，其间窃官爵，盗财赂，乘势使气为朝野之患者，何可胜举？”其原因则大致与北魏政权的迅速“汉化”密不可分，一方面北魏政权在汉化的过程中广泛接受了汉族政治体制，并连同与封建专制密不可分的宦官制度接受过来；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在汉化的过程中曾遭到来自鲜卑贵族的抵制，而在推行汉化政策迫切需要大批人才的前提下，君主极易把选用人才的目光投向既了解汉族政治体制，又比较信任的“家奴”。另外，北魏时期政局动荡不安及母后临朝局面的出现，也为宦官参政敞开了方便之门。至北魏末年，贵族尔朱荣发动兵变，将临朝称制的灵太后连同被其宠信的宦官及公卿百官二千余人一起诛杀。这是继东汉以来，宦官势力遭到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

隋唐大一统的强盛帝国建立后，宦官制度的发展又走上了如同东汉王朝相类似的老路，但其体制更趋系统完备，势力更为猖獗。尤其是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局面愈演愈烈。内廷宦官与外廷朝官的“南衙北司”之争长达数十年之久，大大加深了唐代后期的政治危机。最终唐末权阉与唐王朝一起相伴走上了覆亡之途。

宦官势力兴盛与顿挫的历史变奏（2）

（３）自宋元而至明清，以明朝时期为高潮。

自五代十国而至宋元时期，宦官虽然也较多地参预政务，但就其发展情形与干政的严重程度看，远逊于汉唐。进入明代，宦官势力的发展又急剧膨胀，就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泛、地位势力之显赫等几方面言之，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从明初的“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直至晚明的“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宦官以及依附于宦官的“阉党”都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这大致也显示出宦官势力在明代已经全面地介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明代宦官专擅朝政局面的出现，严重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明王朝衰亡的进程，以至于清初统治者认为“明亡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宦官。”

清初统治者从明朝的宦官之祸中汲取了教训，连续不断地发布一系列有关严厉管束宦官的敕谕，进而对传统的宦官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形成了严禁宦官干政的“祖制”、“家法”，并大力裁减宦官人数，尽量压缩宦官机构，明确管理宦官的法规条例。这些措施在清朝统治前期曾起到明显效果，但随着后期“母后垂帘”局面的出现，宦官又获得了干预朝政的有利契机。安德海、李莲英等上层宦官借当政母后之势，颐指气使、权势熏天。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此时已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渐趋深入人心，宦官当政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基础。随着“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宦官制度终于被埋进了历史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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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洒扫奔走之役（1）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宦官的首要身份就是皇上的“家奴”，侍奉皇上及后妃即是宫中宦官最主要的职责。巍峨雄伟的紫禁城内的角角落落都需要太监宫女们洒扫守护，历代皇上及太后妃嫔、皇子公主们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宦官的侍奉。宫中宦官所掌上自宣谕传旨、承接题奏，下至洒扫庭除、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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