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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更为传奇的是，在九江学习了15年，他一次没回过沛郡。到王莽篡位的时候，他觉得以学问出仕已没什么意义，就回到原籍。可是，桓荣回乡不久就接到恩师朱普逝世的消息，于是再返九江，赴丧。不知是贫穷而无返回的路费，还是他太留恋九江，他干脆就不再回乡而是留在九江教学。不多时，弟子就有了好几百位。

能教好几百位弟子，经济收入不再是问题。但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王莽政治失败，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当然会影响教学秩序，桓荣就带着弟子并携带经书跑到山谷中去授课。再后来，他就转回江淮之间，仍以教学为生。

在他的弟子中有一位豫章（今南昌）人，叫何汤，被朝廷选中向刚被立为皇太子的刘庄教授《尚书》。由于何汤的教学成果显著，刘秀自然会问到他的老师，于是桓荣就被皇帝召见。

刘秀通过与桓荣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面对60多岁的桓荣说：“得生几晚！”时值国家研究《欧阳尚书》的博士缺位，刘秀则当即任命桓荣。桓荣十分谦虚，乃推荐了自己的两位同学彭闳与皋弘。由此，在皇太子刘庄身边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欧阳尚书》的小集团。

由以桓荣为首的这个小集团指导刘庄的学习，造就刘庄的皇帝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就成为必然之事。

刘庄在即位两年后（正式使用自己的年号1年3个月后），亲临国家大学，举行儒家盛大的射礼；7个月后（永平二年冬十月，公元59年），再次光临辟雍，举行敬老大礼。这个大礼的核心是敬事“三老五更”。

所谓三老，是县乡两级负责教化的官员的称谓，由50岁以上的长者担任。战国时即有此官职。所谓五更，是指原在国家公职上退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年人，也负有民间教化的责任。按着西汉已经成为儒家典籍的《孝经纬？援神契》①　说法，“天子尊咸三老，兄事五更”；按此之后成书的文献《白虎通义》①的说法，“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有何？欲陈孝弟之德也”。

刘庄在发表学术演讲的时候，十分客气地说“眇眇小子，属当圣业”，可谓谦虚之至。接着他表明了尊重三老五更的明确观念：“三老李躬②，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桓）荣关内侯，食邑五千户。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还有，让各地官员抚恤孤儿与老人，以表达皇帝仁怀天下的意思。

这是汉刘第二帝国的一次政治盛会，引来了数万观众。这些观众不受身份限制，有官员，有富绅，也有平头百姓，整个现场也没采取特殊的警卫措施。观众们可以站在辟雍四门的护城河桥头上往里观看，那时的桥看起来十分坚固，如此之多的人站在桥上，竟没发生坍塌事故。虽然是替古人担忧，现在想来总也后怕，若是发生了坍桥事故，一场盛大的典礼不就变成了国家丑闻吗？

整个养老礼的高潮环节不是刘庄发表政治演讲，而是以皇帝带头，对其师傅即现称五更老人的桓荣进行学术提问。问题当然是疑难类的，并且绝对不会提前准备台词或答案。在皇帝提问之后，其他专家学者也向桓荣发问，而后桓荣一一解答。

在这场盛大的学术与权力组合的演出之后，刘庄又为功臣的子孙和樊③　阴郭马四姓外戚及皇族的远支族人设立了专门的贵族学校，并且首都的中下层官员即所谓“自期门羽林之士”，必须基本上背过与理解《孝经》的内容。

明帝刘庄推行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的效果，连匈奴的领导人们都派遣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化。这标志着一个文化超级大国的正式形成。

汉刘第二帝国的第三代领导人继续推行文化超级大国的政策，并且更注重学术规范的建立。到刘炟继位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建初四年十一月，公元79年），仿照西汉皇帝的石渠阁会议①　的模式，由皇帝钦定儒学经典教材。由于该次学术会议举行的地点是首都洛阳的白虎观，故而叫白虎观会议。

与汉宣帝的石渠阁会议相隔130年而举行的白虎观会议，可谓汉刘第二帝国的一件政治大事，也意味着第二帝国正式恢复了第一帝国的往日荣耀，并且这次会议比130年前的石渠阁会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参加会议的著名学者有丁鸿、桓郁（桓荣的儿子）、刘羡、鲁恭、班固、李育、英逵、魏应、杨终等人。会上，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问，著名学者们分别回答，由侍中淳于恭平奏其议，皇帝刘炟“称制临决”。

对于皇帝确定的答案，由班固分类编为《白虎通议》，再由皇帝下诏颁行天下，即为钦定教科书。《白虎通议》不同于石渠阁钦定教材的地方就在于，它大量引用谶纬学说，使经学与神学混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学经学。用现在的话来说，使迷信学说得以合法化。

刘炟召开此次会议的决心不仅是继承祖父刘秀、父亲刘庄发展儒学的遗志，而且是要与130年的那位汉刘祖宗接上脉续。他在决定开会的诏书中明确地表示了这点，似乎为显示自己年少好学所打下的学术功底，在诏书中他多次引用儒家文献以及孔夫子《论语》原文。其曰：

夏商周三代训导人民，以教育为本。我汉刘天下在暴秦之后，推崇儒术，设立了《五经》各专业，并置有相应的博士官位。而后呢，学者们精心研习，各有师承之称，实际上学说不一。孝宣帝认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离圣人很远了，应当更为广博地学习有关儒家著作，就设立了《大小夏侯尚书》的博士，后来又设立了《京氏易》的博士。到世祖中兴，在建武年间又设立《严氏春秋》、《大小戴礼》的博士。以上二位祖先，都是为扶进微学、尊广道艺而努力的。

中元元年诏书称：《五经》章句烦多，讨论精减一些内容。到永平元年，当时的长水校尉上奏说：先帝弘扬儒学确是大业，但要根据时代特征而施行不同的学术策略。

我现在就本着这个意思，召集著名学者们共同讨论经义，以便有利于后来的学者们有自学教材。

孔夫子说过：“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唉呀哈！大家与我共勉吧！

他这一声“唉呀哈”（原文为“于戏”的感叹词），使他成为东汉历史上最受人尊重的皇帝。他爹刘庄虽然也以儒学学术见长，但过于精细乃至于苛薄；而他刘炟呢，宽容的天性似乎与生俱来，所以，大约在又一个130年后，一位知名学者兼军事强人曹丕评价他们父子说：“明帝察察，章帝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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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抗　所以我存在

汉刘第二帝国经过前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建设文化超级大国所有硬件已经备好，第三代伊始将软件安装就绪，开始高速运行。但是，这个文化超级大国再强大，总会遇到反抗，并且这个反抗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

帝国内部的抵抗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对整个帝国政治命运的影响非同一般。“我反抗，所以我存在”成了东汉的道德风向标，尽管那个时代人们并未如此哲学化总结。

在历史上留下“举案齐眉”成语故事的梁鸿就是一位坚定的反抗者。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西安北）人。他的父亲梁让是王莽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被封为修远伯，奉祠远古少昊氏。但是，梁让很早就死了，幼年梁鸿就用一领席子卷了父亲的尸体，埋掉。由于是王莽封的远古贵族的后裔，梁鸿得入太学学习。虽然很穷，但能保持气节。他学习的方式与常人不同，勤于阅读而不拘泥于字面意思。学成后，没得官做，就到老家附近的上林苑中去放猪。

放猪的少年梁鸿可谓时运不济。有一次，他不小心未灭尽烧饭的余火，烧了别人的临时居所（也是上林苑中的闲房子）。他不逃避责任，就问被烧居所的主人损失了什么东西，而后把自己的所有猪都抵给人家。人家嫌少，他就以身为仆役抵偿余价。梁鸿给主人干活非常勤奋，从不耍滑，主人家的几位年长的邻居猜知梁鸿不是一般人，就共同做主人的思想工作，让他把猪群还给梁鸿。正直的梁鸿坚决不要，起身返回乡里。由此，梁鸿名满长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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