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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部分（第1页）

自1960年以来，影片生产很为发达。在三年内（1962—1964年），台湾共拍摄了434部长片，其中绝大部分（近400部）是讲台湾方言的影片，不足40部讲中国国语的影片。这一数字说明台湾每年平均生产145部影片，而它却只有115家电影院（在总共201家影院中）全部或部分地放映亚洲各国的节目。讲台湾方言的影片无法输往台湾以外，所以它们每年的产量（130部）超过了能够上映这类影片的影院数，如果这些统计数字是准确的话。

台湾的大型故事片都是讲中国国语的影片，大多和香港联合摄制，邵氏兄弟公司也在台湾设立分公司。这些影片中有的被选送参加欧洲的电影节。它们的场面极为豪华，而艺术上却属于亚洲最平庸的作品之列。例如李翰祥导演的两部影片——《魔影》（1959年）和《杨贵妃》（1962年），不过是把沟口健二在《雨月物语》和《杨贵妃》里早已用过的中国古老的故事重新搬上银幕而已。

蒙古

1936年，在这个人口为100万的人民共和国创建了一个制片洗印厂。这个国家在1952年有50家电影院和200个巡回放映队，后者随着牧民和他们的牛羊到各游牧地点放映影片。

最早的长片，如1936年的《蒙古之子》和1940年的《他叫苏赫巴托尔》，都是苏联人摄制的。前一部影片由伊里亚·特拉乌别尔格导演，是一部由蒙古演员杰出地演出的作品，具有古代传说的史诗格调。

《在边境上》（1937年摄制）和《英雄贡戈尔》（1940年摄制）这两部影片据我们所知是由蒙古人导演的。但从1950年到1955年，乌兰巴托的制片厂好象只限于生产一些纪录片，如彩色长纪录片《蒙古》（1951年拍摄）是由苏联人特洛雅诺夫斯基在蒙古许多技师的帮助下摄制的。

到1957年，故事片恢复生产，尤其是那部《阻碍我们的东西》（R．多尔吉巴拉姆导演、乌尔坦桑编剧）更为成功。这是一部讽刺喜剧片，描写一个蒙古人为了买收割机的一个配件到处奔波，徒劳地想从一个繁文琐节的官僚主义机关取得一张必需的公文的经过。剧情非常生动，人物真实可笑，甘楚德尔的摄影技术具有新现实主义的优秀风格。在1960年由上一导演摄制的《如果我有匹马》中和1965年由基西特导演的《友谊就是友谊》中也可看到同样优秀的风格。这两部风俗喜剧片比德吉格—基德的英雄色彩过浓的《人民使者》要感人得多。

越南

直到1935年，在这个当时还称为“法属印度支那”（包括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地方，有若干影片是由巴黎的一些公司摄制的，而唯一一部越南人自己摄制的影片（张信司的《巴德》）却未能完成。

1939年，观众人次只有200万，或者说，平均每年每人购票十分之一张都不到。大电影院属于法国人所有，普通电影院则归中国人所有。

大概在1940年左右，中国人在香港摄制了一部《闹鬼的墓地》，由越南演员演出。影片质量平平，但是在越南观众中却获得极大成功，因为他们听到影片中讲他们的语言十分高兴。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摄制了《金云翘传》这部越语片。在日本占领时期，越南没有生产一部影片。

从1945年到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连续不断。在法国，有人把影片译制成越南语，还有10来部一半在巴黎、一半在越南摄制的影片。当时在越南既无制片厂，也无洗印厂。这些影片多半是报章连载故事片，完全受西方影片的影响。如黎柯在巴黎导演的《几页日记》，彩色片《旧河岸》或《无水无稻》都是如此，后一影片是在卡马尔克①拍摄外景的（那里的大片稻田是由越南劳工开垦出来的）。①卡马尔克：法国南部地区，处于罗纳河三角洲。——译者。

对于《昙花一现》一片应该提一下，该片约摄于1950年，是根据一个古老传说改编的，描写一位青年经过多年分离后，同他的未婚妻结了婚，结果发现他娶的是一个鬼妻。这部影片完全是在越南乡村与山区里拍摄的，具有真实的当地色彩。

到1951年，整个越南只有80家电影院、3．5万个座位，观众人次下降到平均每人每年购票一张。

北越

1948年以后，在胡志明政府控制的地区成立了一个电影处，使用从战争中缴获的16毫米摄影机来拍片。在游击区也设立了临时的洗印厂，洗印供50个左右的巡回放映队使用的新闻片与短片。其中有一部是1954年由阮俏利导演的《奠边府战役》。

1951年，中国与越南的电影工作者联合拍摄了一部长纪录片，名叫《战斗中的越南》（由张寥林和阮月眉合导）。影片对战争的描述不多，主要是反映一个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民族的日常生活、文化发展、基本工业的诞生和各种工程建设。

自从在1958年在河内创建一家现代化制片厂之后，年轻的越南北方的电影事业第一部获得成功的故事片是《同一条江》（1959年摄制），在这部影片里，年轻的电影创作者阮洪义和范孝民细腻地刻画了一对象罗米欧与朱丽叶那样的男女，以一条河为界，被分隔在两个国家里。我们还可以提到有农益达和武范秀的《小金童》以及海宁和德宁的《年青的战士》。尤里斯·伊文思1965年在被轰炸的越南拍了他最为成功的影片之一《天与地》。

南越

在西贡，1954年以来拍摄了几部越南语的影片，其中有《宽宏大量》和同法国或美国合作摄制的各种影片（如曼凯维兹导演的《沉默的美国人》和马塞尔·卡缪的《假死》等等）。

朝鲜

朝鲜大约在1908年开始摄制影片，它的影片产量也较多：从1921年到1940年间共摄制了200部故事片，到1930年左右，“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对汉城的电影业很有影响，正如当时在上海或东京的同类组织对电影所起的作用那样。然而，从本世纪初就统治朝鲜的日本军阀，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的成员拘捕入狱。电影导演与演员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参加影片的拍摄。因此，从1930年到1940年，朝鲜只生产了25部长片。

大战期间，日本人在朝鲜拍过几部影片（如1943年的《炮塔上的志愿兵》）。本国影片生产直到解放后，1947年在平壤创立一家现代化的制片厂后才得到恢复，姜弘植在这家制片厂拍摄了《我的故乡》。

北朝鲜

1950年的轰炸摧毁了上述这家制片厂，然而金日成政府在战争期间仍拍摄了二三部长故事片（如《游击队的姑娘》，年轻的阎志久导演，杰出的女演员文艺峰主演），同时还摄制了几部纪录片和新闻片，由设在地下的洗印厂洗印出来。

平壤的制片厂后来在苏联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重新修复。

从1947年到1956年十年间，在那里共摄制了18部故事片，但在1958这一年里，却摄制了好几部大型影片：包括歌剧片、历史片以及反映不久前这场战争的影片（《南江村的妇女》与《渔郎川》）。

1958年以来，朝鲜影片最成功的（据我们所知）是画面壮丽的彩色传奇片《春香传》（由洪弼善与金康勇导演）和《牡丹峰》，后面这部描写爱情与战争的动人影片由法国人博纳尔多导演。

南朝鲜

影片生产数量极多，在1964年就达164部，主要是些现代戏剧片，也有些歌剧片与历史片。人们经常在汉城把好莱坞的影片加以重拍。影片成本很低（从3万到5万美元），而艺术水平似乎都很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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