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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1页）

江青闭上眼睛静听着，没有插话。表面上，她镇静自如，那双眼睛连张都没张。然而，她内心却是相当不安。她想，人总是会有不幸的，联想到自己眼下所遭受的磨难，那些死了的人不就是自己的影子吗？

“张霖之死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群众代表时说，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吗？这一次革命运动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去掉呢？这样做是犯罪的。在谈到张霖之致死的时候，周总理说：‘我很难过，对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斗，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能行？把公务耽误了，把身体也给摧残了，我们不安，几十年的老战友嘛。像这样下去，残酷斗争，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对老干部不能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钟子云的证词，江青觉得很奇怪，她和周恩来相处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张霖之讲过这样的话。难道周恩来没有权力解救一个煤炭部部长吗？当然可以，为什么当时不讲，事后又讲这番话呢？江青这才觉得，她在政治上还是差远了，从来也没有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导致……

证词最后说：“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我参加周总理等召集的工交口七个部的代表会议时，听周总理说：‘他们把张霖之同志揪去几十天，那样搞，我很难过，为什么几十天不让他回家？回国务院？这样等于拘留。今天我看见钟子云，看不见张霖之，我很难过，张霖之已经化成灰了，也没给我打报告，这种风气不能提倡。我们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这样的拘留方式是违法的，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嘛，我们怎么向中央交待？’这件事后，周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揪斗迫害老干部的犯法行为，把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安排到国务院去住，以便保护这些同志不被揪斗……”

江青对此辩护说：“张霖之的问题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死更与我风马牛不相及。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所有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这是对的，我到现在也仍然坚持这个态度。但是，搞武斗、打死人，这是坏人搞的，我从来反对。你们把我始终反对的坏人搞的一套统统地加在我的头上，这是为了把我整垮的一个阴谋，我当然不能接受。这里，我想起了毛主席针对邓小平的一些讲话，这些讲话和指示，是以一九七六年的中央文件第四号的名义发出的，你们可以找来给大家念一念。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毛主席还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

“被告人江青，今天是对你的罪行造行法庭调查，不是让你来讲演。”审判长说，“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可以就你的罪行的有和无，轻与重，进行辩护发言。我们将给你充分的时间。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诬陷过中国京剧院原副院长阿甲和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是‘反革命’？”

江青一怔，随后想了想，说：“也许是有的，不记得了。”

这时，阿甲出来了。这个老艺术家的亮相，引起了旁听席上人们的极大关注，他那富于表情的讲话又把人们拉回到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讲话的时候，就指示浩亮点我的名，诬陷我‘破坏京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一九六八年六月，江青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座谈会上又一次诬陷我。江青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从此之后，我每天挨批斗，在各个部门进行轮流游斗。我那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有高血压和冠心病，身体、精神遭到严重摧残……”

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过头去，不搭理他。

阿甲伸出右手指点着江青说：“就是这个江青，在十年动乱中，一有机会就点我的名，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你们要狠狠地斗，每天斗。我一个唱戏的惹你江青什么了，你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我的爱人方华也是因为江青点名而置于死地致死的。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在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调演的时候，江青欺世盗名，剥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资本……”

江青听到这些，扭过头去，吐了他一口：“呸！”

“我和京剧院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是八个所谓样板戏中突出的一个。她当然不肯放过。本来嘛，一个改编的《红灯记》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拿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为江青既要当‘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须捏造一个破坏京剧革命的对象。一九七〇年五月，《红旗》杂志和全国各大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肆意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陶铸和陆定一等同志，胡说什么他们镇压京剧革命多次失败以后，又通过反革命分子阿甲赤膊上阵，要把《红灯记》炮制成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车。这篇文章是江青撰写的，是经过张春桥和姚文元指点和批阅的……”

江青坐不住了，冲着阿甲哼了一声：“恬不知耻的东西，《红灯记》的修改和脱胎换骨，有大量的人证物证，你能把是非颠倒了吗？”

阿甲听到了江青的话语，更加起劲了：“就是这个江青，把我在一九六四年改编的《红灯记》稍加压缩后。登在一九七〇年五月的《红旗》杂志上，称之为《红灯记》的五月新本，是脱胎换骨的样本，他们把我的本子，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炮制的毒草。但是，新本、旧本两者一对照就看出来了，所谓新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唱词及其艺术构思都是从旧本中抄袭来的。尤其卑鄙的是，他们在写这篇文章的头三个月，派人来抄我的家，把我改编的《红灯记》副本统统抄走，使我手头没有底稿可以作证。这种做法，太可耻了……”

“是你太可耻了！”江青终于爆发了，“你以为我江某坐了监狱，就可以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吗？错了，还有大量的京剧界的同志可以作证呢，到一定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出来说话的。”

阿甲也激动地说：“你害怕了吧？你江青想不到也有今天吧？哈哈，我阿甲终于看到了你的下场了。当初你是多么威风，你简直是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可是，你垮台了。你的那场精彩戏终于闭幕了，所以，当我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发抖了。是不是？我就是要向法庭揭发你；当初，你害怕我在那个时候说出真相，就派人来威胁我说：‘阿甲，你已经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可以杀头，可以坐牢，也可以劳动改造。你家里还有妻儿老小，你要好好考虑这个后果。’这个人还说，《红灯记》已经脱胎换骨，和你毫无关系。我对这个人说：‘我以后可以不提《红灯记》、但是今后《红灯记》本身会说话的。’”

“你放屁！”江青顶了他一句，“篡改历史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阿甲大声说：“篡改历史的人就是你，你已经落了个被人民审判的下场。造就是对你的惩罚。历史还将继续惩罚你。江青，我就了解你。不要看你过去地位很高，但是，你人格很卑鄙，灵魂很骯脏，心狠毒，手段很残忍，格调很下流。我要求我们的人民法庭，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厉地制裁，一线一毫也不能宽恕。”

事到如今，江青才深深地感觉到，过去他们所搞的那一整套的大批判，全白费了。邓小平这一手不得不佩服是高的，他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你下结论，尽管这个结论是多么的荒谬不堪，但是这将是一个历史的结论。推翻这个历史的结论谈何容易！而过去那种大批判，既不允许对方辩解，也不经过一定的权威机关的鉴定，一切都是所谓的群众说了拉倒。最后，一阵风就全吹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化为乌有。

最后，那个令她头疼的江文又发言了：“审判长，审判员，刚才通过法庭的调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她篡党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始终把矛头对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犯下了极其严重的诬告陷害的罪行，她对以上所犯得罪行员有直接的刑事责任。在今天这个法庭上，江青对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的特别法庭和任命的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进行恶毒的攻击诬蔑。我提请法庭对江青这新的犯罪行为，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也要发言！”江青高喊起来。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对江青一案的庭审调查现在结束。休庭！”

江青面对着迎上来的法警，只好摊开两手说：“你们看看，这里哪里还让我说话？他们就是害怕我说话，专门把一些我批判过的反对过的坏人拉来给我作证，为什么不让华国锋、邓小平来作证？我已经提了好多次了，我要和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对证，看看到底是谁对人民犯了罪？看看到底是谁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法庭根本无权传这些人，而这个法庭又对中央最高层的内幕一窍不通，他们怎么可能公正地对我作出判决呢？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和玩笑。这种骗局能够长久吗？你们相信你们的反革命统治会万岁吗？我看迟早人民还是会讲话的。”

但是，旁听席上的人，没有任何人理睬她。只见法警推了她一下，将她押出了审判庭。当她回过头来的时候，有人看到她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

第二十二章

唇枪舌战的法庭较量：江青的自我辩护充满了火药味。

这一回，法庭对江青的开庭倒是非常急迫，刚刚进行完庭审调查，第二天就开始了法庭辩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江青精神抖擞地来到法庭。她今天特意穿上一件黑色的毛背心，外面穿着制服，就像当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心境一样。猛一看去，她身后的那两名押送她的法警倒好象成了她的警卫员。憋了好几年的怒火该好好地发泄一下了。江青看了审判台的诸位法官们一眼。他们那显得庄严、稳健和深沉的架式里散发着一种如临大敌的气氛。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开庭后说：“被告人江青，今天进行法庭辩论。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作无罪或罪轻的辩论，但是本庭不受理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你听清楚了吗？”

江青爱答不理地哼了一声，没有正面说什么。可以看出来，她对今天的法庭是要好好地拼搏一番的。但是，她似乎还能沉得住气，坐在被告席里静等法官的动作。

首先发言的是江文，他振振有辞地说：“经过第一审判庭的六次庭审调查，通过审问被告人、出示证据、听取证人的证言以及播放被告人的讲话录音等，证实了本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罪证是确凿的。被告人江青的主要犯罪行为有：伙同陈伯达、康生及谢富治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江青点名诬陷迫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仅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部分有录音可查的讲话中，江青就点名诬陷一百七十四人是‘叛徒’、‘特务’、‘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等，其中有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遭到了迫害；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反革命政变破产后，江青继续林彪的衣钵，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以她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江青还直接指使专案组对无辜干部、群众加以非法逮捕、拘留、刑讯、逼供，以及伙同其他主犯进行抄家的非法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等罪行……”

这些东西，旁听席上的人们都已经熟悉，反而嫌这位公诉人讲话啰嗦了。人们关注的是主角的辩护。

她的发言，将是今天国内外报刊、电台和电视上的特大新闻。

江青理了一下她的头发，反而从容不迫了：“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上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的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我，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通过丑化我来丑化毛泽东主席，是想否定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亿万红卫兵、红小兵抬不起头来。你们就是从这儿找一些，从那儿又找一些小事情，来了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硬是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然后来丑化我……”

审判台上的法官们齐刷刷地注视着江青，听凭她对中央领导人的臭骂。

“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这还不包括认识的时间，加上认识的时间就更长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的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中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江青伸手点着审判台上的那些人问道。话音一落，一片轰笑。

江青从这种笑声中，听不出是对特别法庭的一种嘲弄呢，还是对自己的讥讽？但是她是感觉到了世态是不正常的。

曾几何时，她是压根儿从伦理上反对“忠”和“义”这两个字的。这个自信而愚蠢的政治家是不懂得如何利用及发展中国的传统道德的。她在评论《水浒》的时候说：“‘忠义’二字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游》的书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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