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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当时，李立三一家仍挤住在李莎母亲家中。房子只有约2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哥哥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母亲、女儿英男三代四口。李莎一家四口把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挤在临时铺的地铺上。后来，林利和孙维世、李特特去看望冼星海，见此情景，十分感动。林利说：“我们过去总听别人说李立三如何如何不好，犯了许多错误，这时不禁对他有些改观。他们很热情，连两岁的英男也喜欢中国人。她当时还不识字，但却会顺着拿中文书。别人把一本书倒着递给她，她接过后又顺过来了，大家称奇不已。那次我们造访后告辞出来，把三双套鞋都忘了，丢在他们家里。”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还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经李立三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还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

救助患难中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2）

冼星海身患严重的血癌，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四个多月后，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只有40岁。李立三夫妇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德里。最后，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里，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圆形的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字：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还亲笔题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周恩来给他写了挽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后经李立三夫妇多方奔波，冼星海逝世一个多月后，苏方在原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大楼找了一间房子，冼星海的犹太族夫人才从李莎家中搬出去。这位夫人是一所少儿音乐学校的校长，她欣赏冼星海的天才，自愿嫁给他。冼星海向她一再表明自己在国内有妻子，将来回国后要和中国妻子团聚。她却表示没有关系，情愿在苏联这段时间照顾他。

李立三当选中共中央委员（1）

1945年5月，苏联人民迎来了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节日，大家心里期望着和平。当年夏天李莎跟李立三乘火车去莫斯科郊外时，又看到坦克、大炮，还有载满军人的列车络绎不绝地驶向东方。“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军车？战争不是打完了吗？”李莎费解地问道。“不，还要继续打，要粉碎日本法西斯！”李立三兴奋地解释说。当时苏联报纸对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没有作报道，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才发表了日本战败的消息，李莎一家人又惊又喜。李立三获悉日本侵略者被赶出祖国大地，更是欣喜若狂，他再也按捺不住回国的渴望。李立三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涉，表达了这个心愿。

9月起，苏共联络部批准他定期阅读国内报纸，作为回国的准备。李莎得知后，内心既矛盾又忐忑不安。她支持立三回国的决心，又担心夫妻从此分离、再也无法团聚。但她知道，李立三的战斗岗位在中国，他必须回去。李立三耐心地安慰李莎说，一旦条件成熟，他会马上叫她带着孩子过去。他们憧憬着在中国的未来生活。李立三说：“我现在还没有恢复党籍，但我回去还是可以工作的。到报社当编辑，或作俄语翻译，我都愿意。这些工作国内还是很需要的。你在中国可以教书，也是有用之材。我们会有自己的小房间，和和睦睦地生活。”

李莎听了以后，心里乐滋滋的。有自己的小房间，这是她当时最大的期望。李立三做好了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思想准备，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身份和工作。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这年的除夕夜，按照苏联人民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夜饭，一直吃到天亮。当晚9点多钟，突然一辆小汽车来到李莎家门口，不作说明就把李立三叫上汽车拉走了。家里人异常惊慌，以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李立三后来对人说道，他当时也作了第二次被捕甚至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汽车把李立三接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后，部长潘友新迎过来，开门见山地向李立三说：“接中共中央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现在问你愿不愿意回国？”

这突如其来的通知和提问，使李立三一下子懵住了。后来他对人说：“当时事出意外，还以为是我听错了，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位部长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使我惊呆了，一时万感交集。我像远离亲人的孤儿，流浪外国十多年，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流，怎么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当时，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到现在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这位部长的一再催问下，李立三只是连声地说：“我要回国！我要回国！”

李莎和妈妈留在家里做过年的准备，装饰好圣诞树，把几盘简单的菜碟摆在桌上，等着李立三吃年饭。晚上10点多钟了，还不见他回来，李莎心里笼罩上了阴影：莫非他又出了什么事？

11点，李立三喜冲冲地推门进来。“你猜，找我有什么事？”他兴奋地对全家人说。李莎认真猜谜，怎么也猜不准。“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激动地向大家宣布。李莎愣住了：“怎么可能呢？共产国际早就把你开除了，你连党员都不是。”“我们党没有接受这个决定。今年召开‘七大’，照样把我选上了。刚才苏共联络部部长潘友新亲口向我转达，还同我握手祝贺呢！”这个意料之外的喜讯给李莎一家人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她们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下举杯迎接1946年的到来。

“！！！”元旦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年开始了。

这个意外的喜讯，给李立三全家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李立三充满着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感激的心情，含着热泪对李莎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坐牢杀头。我们党，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最现实的例子。”李立三和李莎全无倦意，两人兴奋地交谈着，一想到就要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以往所受的苦难就算不得什么了。李立三向李莎憧憬着中国革命的灿烂前景，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投降，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全国人民通过抗战烽火的洗礼，锻炼得更加强大，更加坚强，总有一天，我们会打败蒋介石、打败国民党，使中国获得解放的。我们也要建立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也要搞集体农庄。国家新生，医治战争创伤，会有很多工作适合我做的。”他再一次向李莎表示：“我可以到报社去当编辑，当校对，也可以充当俄文翻译，您还可以到中国去教俄语……我要把这许多年浪费的时间补过来，我要殚精竭虑，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立三当选中共中央委员（2）

李立三讲得情真意切，全然没注意到李莎已是泪流满面。李立三知道李莎为什么哭，因为又要分别了，他们这对恩爱夫妻是难分难舍的。

李立三安慰李莎说：“亲爱的，不要哭，这次分别和前几年的分别是不同的，不是生离死别，而且，你曾说过要去中国，我先回国打前站，待工作有了头绪，我来莫斯科接你，我们还会在一起，那时，我们就永远也不分开了。”

李莎含泪点头。她知道，李立三一直盼望着回国，好不容易盼来了这一天，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回国。何况，他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将参与中国革命重大政策策略的决定，他属于中国共产党，属于中国人民，他应该去为他的祖国效力。

从感情上讲，李莎真的舍不得放李立三走，他们经历了李立三的牢狱之灾，又经过了卫国战争的逃难之苦。作为妻子，李莎想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让李立三充分体味家庭的温暖，爱情的芬芳。但她也懂得，革命者要服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小家要服从大家。当然，她也清楚这次的分别，只不过是短暂的分居，因为李莎已经做好了去中国的精神准备，她选择了李立三，同时也就选择了中国。作为中国人的妻子，她将与丈夫携手并肩，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

想到这里，李莎擦去眼泪：“亲爱的，我已决心去中国，你先走，我随后也是要去的，带上我们的女儿，让她看看爸爸的祖国是多么美丽而辽阔！”

。。

《决议》为“立三路线”作了结论

由毛泽东主持起草，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决议》在指出“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之后，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诬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决议》在列举了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后，实事求是地指出：“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决议》还指出：“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

毛泽东为李立三“竞选”

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虽经多次检查，共产国际仍一直停止他的党籍，如前所述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给他的错误作了结论：“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的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六届三中全会“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毛泽东又为我党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党的七大李立三当选为大会代表，由李富春代他填写了“代表登记表”；在大会选举中，由于毛泽东的举荐，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大会共选出中央委员44人，按得票多少，李立三排第15名。

党的七大推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一事，对李立三震动很大。他对党、对毛泽东怀有真诚感激的心情，顿时精神大振。李立三在谈到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时，十分激动地说道：“1930年我犯了路线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想起来就十分痛心。我曾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对待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等到我离开中央的工作岗位，决心重新学习、从头做起的时候，米夫、王明却把这个办法用在我的身上，使我吃尽了苦头。我犯错误的时间不到半年，他们叫我在苏联作检讨，却没完没了。把我搞得像小媳妇一样，不敢多说半句话，不能多走半步路。他们实际上是要置我于死地。在那种处境之下，如果思想不健康，缺乏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就会丧失信心，看不见前途，对未来失去希望。”接着，李立三又非常兴奋地说：“在苏联过了15年之后，突然接到党的七大选举我为中央委员的通知，后来又读到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信任和关怀，《决议》对历史问题所作的精辟透彻的分析，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兴奋、激动、感激，而又悔恨和惭愧。有人说，这是毛主席为李立三‘竞选’中央委员。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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