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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汪东兴理解华国锋的难处，当他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交给中央主席时，华国锋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胡耀邦提出要将江青等‘四人帮’提交法庭审判，还说我们原来整理的‘四人帮’的材料基本上不能使用。这里面一定有文章。联系邓小平最近的许多讲话，我觉得他们的矛头越来越针对我了。我们不能前门拒虎，后门……”

华国锋不敢往下说了，汪东兴绷着脸，也没吱聋。

“为什么有人要‘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人家在湖南和公安部找到了你的大量的要揪军内走资派的讲话和文件。”汪东兴说，“他们审判‘四人帮’，是要把火往我们这边引，是为将来作准备的。”

华国锋一听这话，脸色大变。

专案组和有关人员太无能了。查来查去，没有找到江青一句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只有一个关锋、王力、唐平铸和胡痴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给林彪的报告。上面有胡痴的一句话：“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这个报告里讲道：“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写报告的四个人，都是被江青宣布打倒的，其罪名之一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这样的证据，江青能认账吗？

汪东兴拿来的材料更难说明问题了，材料罗列的大事记中写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之流在《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了“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的反动口号。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强调了对党内一小撮的斗争。

七月三十一日，林杰之流在《红旗》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塞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同一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中也叫喊这种论调。相反，人民日报却赞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高度评价三支两军的丰功伟绩。

八月上旬，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各大军区告急。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抢夺武器，抢劫军用列车，炸军火库，等等。

汪东兴把那个材料交给新的专案人员后，就和华国锋议论起下一步他们的措施来。是的，从心里说，他们对审不审江青兴趣并不大，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是自己下一步的前途。

正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江青一听让她考虑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就火了。

她愤怒地说：“你们完全是在颠倒是非，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我的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

“但是，在有关你阅过的一些文件和讲话中，就有‘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字眼。”

江青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窍不通。毛主席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和范围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一回事，军内的确有一小撮坏人是另一回事。过去主席的讲话里也有说军内有坏人的字眼。但是，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汉事件后，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浪潮，这才是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严重问题。我们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指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这一概念。你们讲的是另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也没有共同的是非标准。”

尽管如此，江青还是提供了一些她自以为是功劳的情况。

刚过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上作了“还我长城”的批示后，江青就分别给周恩来和林彪打电话，很严厉地说：“你们看到了吗？这一段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要揪军内一小撮，这不把军队搞乱了吗？不管是什么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警惕政治扒手的阴谋。主席建议你们在一定的范围和场合，公开批判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八月九日，林彪就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大军区代表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二是靠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现在有一股反军的逆流要注意。江青同志讲了，谁要是反军抢军队的武器，她一定要自卫。这是正确的。”

周恩来也在八月十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说：“现在到处反军，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是敌人的花招。我们不能让敌人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要正确地分析当前的形势，要提醒小将，不要在大好形势下犯错误。”

江青跟专案人员讲完这些后，大声说：“在纠正关锋、王力等人的错误中，我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我对军队最有感情，这是人所共知的。正是在我的亲自部署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组织了《红旗》第十四期社论，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在八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连续下达了两个中央文件，部署了拥军爱民的战略措施，有力地粉碎了那几个小爬虫的破坏活动。现在你们把我们当年纠正的错误强加在我的头上，何其毒也！”

“关锋和王力难道不是你树立起来的人吗？我们认为，他们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专案组的人很严肃地说，“对此，我们是作过详细地调查的。”

江青说：“调查也是有阶级性的。在这个时候，所有被调查者敢不敢说公道话，就要分析。我最为相信的是原始的材料和当时所发的和我批示的文件及材料，这才是我们了解事情的出发点。比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在解决关锋和王力的错误时，我是第一个发言的，讲的就是批评他们不顾全大局，背着我和大多数文革小组的同志提出了那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起初他们还想辩解，但是在客观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错误。当时总理还想让他们代职检查，我说：‘不，必须停止他们的工作，不能让他们继续招摇撞骗了。’所有这些都有铁的事实为证。我知道你们是不敢正视这些的，但是总有一天这些事实会讲话的。”

讲完这些后，江青抹掉刚才由于激动流出来的眼泪，继续说：“你们抓住我在一个讲话中说过‘文攻武卫’的词，把我说成是挑动武斗的祸首。其实，这也是徒劳的。‘文攻武卫’最早还是我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是针对着走资派挑起农民进城，组织保守势力大肆屠杀造反派而讲的一句话。我们是主张军队在受到坏人的包围和抢夺武器弹药时，采取必要的行动的。这也是请示了主席的。而且周恩来同志也说过同样的话，为什么你们偏偏要把这一切都加在我的头上呢？还不是墙倒众人推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吗？”

“江青，你讲这些没有丝毫用处。你的罪行，是上了文字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和材料，说明你对军队是有刻骨的仇恨的。你听听，这是你支持的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会见驻军文艺团体负责人的讲话。”然后，专案人员给她念了一段陈亚丁的话：

“江青同志指示叫我‘点火’、‘夺权’，”管全军文化工作“。我现在既没有职务，也没有组织，我现在是孤军作战。想了好久，只好找几个我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同志来谈一谈。我不敢找组织，不敢找部长们，因为阵线还不清楚，找错了门不好办，再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今天请同志们来就为一个目的：点火。江青同志让我夺权，让我把全军文化工作的权夺回来。我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支持。你们这些同志我比较熟悉、了解。我现在是一个人，连个助手也没有，所以就把你们请来了。我也衷心地希望江青同志不仅管军队文化工作，而且希望她也管军队的其他工作。江青同志要我回总政去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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