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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3）

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还比赛爬树。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杨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邓稼先则是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杨振宁随家南下迁往昆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因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北平，在西单附近租了小房暂住。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在英国没有参战之前，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办，所以邓稼先继续读了两年，于1940年随大姐邓仲先也到了昆明。

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均迁往云南昆明，在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间，合并组建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抗战期间名扬全国的高等学府，拥有许多着名的学者和教授，可谓群英荟萃。

杨振宁于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本科学习结束后又进修了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所以他总共读了6年。邓稼先于1941年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校学习4年。这样，他俩共有3年在同校同系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北上，在北京大学任物理助教。后来，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写信征求杨振宁的意见，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经过仔细斟酌，建议邓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进修。原因是，一来此校离芝加哥很近，两人可以经常见面；二来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10名之内，而且收费低廉，经济上易于保证。

邓稼先采纳了杨振宁的建议。正好这时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要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杨振平托付给邓稼先，二人结伴而行，于1948年乘船到达旧金山。邓稼先将杨振平送到芝加哥杨振宁处，然后到普渡大学就读。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认识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和杨振宁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掌握好这门学问，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路。两人所选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亚学科都是理论核物理，而且他们的博士论文也同属原子核物理范围。

1949年暑假，邓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杨振宁、杨振平团聚。三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重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二人互相拍摄的照片。

杨振宁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应聘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结为伉俪，并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

邓稼先那个时候正在撰写博士论文。邓稼先很早的时候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出国留学前，也曾经对跟他要好的地下党员说过，学成一定回国。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冲破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于8月29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从那时起，邓稼先就与杨振宁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4）

在告别宴会上，杨振宁忽然泪流满面

回到祖国后，邓稼先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的工作。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杨振宁，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他的科研成就硕果累累，引人注目，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学术界地位举足轻重，是美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二年，1958年，邓稼先被选为研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从此隐姓埋名。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

当杨振宁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从不同新闻机构的报道中，感到他思念的老朋友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的核试验工作。他看到有美国的报刊报道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1971年他回到国内时很想问邓稼先，但是一直没有说出来。

那天，杨振宁离开北京去上海，返回美国，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看着邓稼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听到杨振宁这样的问话，邓稼先吃惊地张了张嘴，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送走了杨振宁先生，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就在自己家里多次做过“粗估”计算的“一头沉”写字台上给杨振宁写了封信，并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

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信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顿时泪水夺眶而出。“他控制不住地起身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在座的陪同人员非常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9年1月杨振宁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时，刚好说到这一段。他说：“当时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流眼泪’，既然有人问了，我也就想了，为什么流眼泪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感情可能很复杂吧。”

许鹿希说：“我与杨先生曾有过面对面谈话和信件的交往。以他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令人很难看到内里。他在人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因为他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儿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之后，他就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他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要会见邓稼先，畅叙友情。杨振宁逐渐了解到邓稼先的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表达心意。

细心的杨振宁还记得邓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便特意从美国带来一张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密纹唱片，送给邓稼先。在邓稼先即将60岁的时候，杨振宁又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邓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独自与电脑对阵。邓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可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邓稼先家的柜子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5）

到了80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时期，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

1983年杨振宁来北京时，有一次在电话中与邓稼先闲谈，说话间杨振宁突发奇想，要向邓稼先借辆自行车，二人一起骑车去逛颐和园。邓稼先说：“自行车我家倒有，可是？？”试想，一位是国家待若上宾的贵客，一位是国家视若瑰宝的巨子，人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位老人去冒这种风险呢？　杨振宁冷静下来，也只好遗憾地作罢。

还有一次，他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邓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邓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回想起这些往事，杨振宁和邓稼先都笑了。

轻松的谈话仿佛令时间倒转，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就是在那一次的见面谈话中，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苏联人用了3年多，英国人用了4年，法国人用了8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沉默着。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很想知道的一个答案。但是，邓稼先又确实无法回答。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提问，因为这是秘密。

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这样非常不好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工作区别是，杨振宁一生都在做理论方面的东西，而邓稼先是直接进入实践的。他们的不同点就是，邓稼先做的是中国的核武器，中国国防事业极端保密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丁点都不能泄漏的，杨振宁的工作是极其开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马上公开发表。

同样的领域里，差别就这么大。其实邓稼先在没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他只要把论文写完就可以发表。文章一发表，稿费很快就会寄来。那时候，邓稼先只要拿到稿费，就会高兴地去给小孩买玩具，买那种特别能放松心情的玩具，尤其爱给孩子买小自行车一类的玩具。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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