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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越来越热烈，不少刚被“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但是，邓小平从一开始讲话，就受到江青的无理干扰，邓小平也理所当然地当场予以斥责。

大会十分热烈的气氛，令人动情的场面使邓小平也很激动。他面对台下一张张诚挚、热情的面孔说：“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江青插话：“内容不一样。”

邓小平没有瞅江青，他望着台下说：“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可见，邓小平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像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在纠正“左”的错误方面起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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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6）

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农业。他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在一旁又冷着脸孔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也毫不客气也拦住话头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其实，邓小平十分清楚，这哪是个别的现象啊。他接着说：“据20多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平均为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社员有的还倒欠债。”江青又抢着表态：“有些债要取消了。”邓小平这次朝江青看了一眼。说：“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

“四川倒数第二这行吗？”江青不知深浅地又插邓小平的话：“八千万人口。”邓小平从心里不满江青的孤陋寡闻，他说：“九千多万？！”并把最后的“？”字咬得很响。

邓小平并非一味谈“大好形势”的讲话，令代表们大为震动，全场掌声不息。许多代表在他的讲话结束后站起来高举双手，表示赞同。

按会议程序，并没有安排江青发言，可她在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却偏要讲话。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是中央的决定，却一开口就指责各地“不重视农业”，“第一书记只来一个内蒙的尤太忠”。这时，邓小平有意提醒江青：“各省市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江青讲了几句关于农业的话，然后就扯到评论《水浒》的问题上。她大放厥词，说什么“学理论抓农业”，“《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开幕式刚一结束，她就提出要印发她的讲话，放她评《水浒》的录音。毛泽东得知江青的谈话内容后，立刻作了严厉的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江青企图借这次会议出风头，错误引导会议方向的做法及时得到了遏制。邓小平则在开幕式后，于当天就回到北京。邓小平曾两次视察大寨，给大寨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回忆：“我同他老人家曾三次见面，头一次是1973年，当时小平同志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复出，陪外宾来到大寨。看了大寨人艰苦奋斗创造的业绩，他感慨地说：‘真不容易啊！’第二次是1975年，小平同志走上虎头山认真察看；第三次是1980年，小平同志在家中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给了我很多鼓励，临走时，小平同志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怕失败，要有勇气面对困难，挺起腰杆。这些次见面我终生难忘……”

20年后，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代表谈起邓小平的讲话，仍感到振奋，说“大家反映非常好”，此时，“江青几次插话，干扰”。但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决心已定，对各种干扰毫不畏惧。9月27日、10月4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进一步说明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尽管全面整顿步履维艰，但取得的战绩却显著、辉煌。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创造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最高水平。党和人民衷心拥护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也欣慰异常，称赞不已。

外国人巴拉奇·代内什认为：邓小平不顺从“文化大革命”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无论怎样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有人说，邓小平组织的全面整顿这场斗争，唤醒了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1975年的全面整顿，就没有1976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它是后来党所进行的拨乱反正斗争的先导，为思想和组织方面拨乱反正作了重要准备。

我们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我们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改革的一些重要措施，在1975年就已经酝酿了。因此，邓小平自己讲：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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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1）

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

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问

尽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众口皆碑，但“四人帮”又开始加紧了对他的围攻。这一次充当重要角色的是毛泽东的侄子，此时，他的身份是毛泽东的“联络员”。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和“联络员”利用各种机会，连续不断地向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内心非常矛盾：他知道邓小平具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干，周恩来重病在身，此时更需要倚重邓小平，这是“四人帮”等远不能及的。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心理的天平难以平衡。于是，他让“联络员”同邓小平等面谈。

对“联络员”前来同自己谈全面整顿“错误”，邓小平委实感到奇怪。因为在前一天他同毛泽东交谈时，问及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方针、政策时，毛泽东还肯定说“对”。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呢？所以他没有认“错”，结果，“联络员”又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告了状。这无疑使毛泽东不快。

但是，毛泽东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来个“三七开”。对邓小平还是希望他“改正”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态度。于是，他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然而，邓小平并没有“悔过”之意，他委婉地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由我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可想而知，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加剧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

紧接着，毛泽东在邓小平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自己的来信上作了批示，并批评道：“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机会煽风点火，挑起“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公开提出“邓小平是刘冰的总后台，刘冰是邓小平在清华的代理人”。刹那间狂风大作，恶浪滚滚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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