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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引者注：指鲁迅《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派头来了。有的于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问工作，一致为杜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一九五八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

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就在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坐专机飞往河南郑州，前往卫星公社调查。对于张春桥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什一日刘子厚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

李友九（引者注：当时《红旗》杂志编辑）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显然，那是因为张春桥的“成名作”给他留下了印象。

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支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于是张春桥摆出了一副党的理论家的架势。不过，理论权威，起码也得有几本著作……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说属于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过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处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卜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占第三部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七十八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井不是“理论著作”。

怎么办呢？

他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的那些“棍子”文章，诸如《质问彭文应》、《杂谈帽子》、《看大字报有感》之类，凑足三十三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七八页而已。

到了一九六○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八二页。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子——特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扶植“棍子”姚文元

走笔至此，该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姚文元其人了。虽然笔者另有一部长篇《姚氏父子》，专写姚文元及其父亲姚蓬子。但写张春桥，不能不在此扼要写一下他的“亲密伙伴”姚文元。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浙江诸暨人，生于一九○六年。一九二四年，他来到上海“四马路”——文化街，当编辑，写诗，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一九二七年，由潘汉年作为介绍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被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特科联络，在潘汉年领导之下，从事秘密工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姚蓬子在天津做河北省交通员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狱中叛变，成为叛徒，并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从此，他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成为老板。

姚蓬子有一子一女。儿子姚文元，女儿姚文华。

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经同班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庐湾区团委宣传部宣传于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

无巧不成书。庐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二号，而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九号，相距不过几十米！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由于作家书屋出过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有过许多来往，被作为“胡风分子”嫌疑逮捕，押往北京。姚文元呢，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虽尚未交给出版社，但也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际，张春桥帮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着自己“精熟”胡风思想，来了个“反戈一击”，批起胡风来了。张春桥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起，短短十天之内，连发姚文元的四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凤英雄”。这可以说是张姚第一回合作。

张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当张春桥从何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

当时天天在注意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非常赞赏，嘱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在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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