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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常常去见毛泽东。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于一九六八年毕业。由于她与毛泽东沾亲带故，在“文革”中很重视这种关系，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就被调往外交部。

起初，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后来，一下子就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

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

康生原姓张，叫张宗可，区少卿。他与江青同乡。张家是山东诸城大户，江青之母曾在张家当过佣人。江青很早就认识这位张家四少爷。当江青在诸城上小学时，小学校长便是康生。后来，当江青进入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为之击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够接近毛泽东，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最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他十分了解江青、张春桥的底细。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

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

“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功架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

“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

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

“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

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

“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

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也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几八二年版）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

王观澜（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一八四八年曾到苏联治病。

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局指示”。

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囚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一九三三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七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

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

蓝苹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