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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部分（第1页）

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是一个在30年内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的国家。使这一惊人的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大多数民族最近已赢得政治独立，但他们还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因此，他们是用羡慕而不是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太注意苏联人缺乏个人自由这一点，因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还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

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的边界从朝鲜起，经过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边界两边都居住着同族人，因而促进了相互情况的比较和相互影响。由于五年计划对苏联东部地区的有力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苏联的情况相比之下很顺利。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相类似的成就，这些共和国的成就除识字的人由1914年的约20％上升到1940年的75％、进而几乎上升到今天的100％外，还包括185哩长的费尔干纳灌渠、900哩长的特克西伯铁路、新建的纺织厂、卡拉干达产煤区、莱克·巴契炼钢厂、化肥厂和农机厂等。

苏联的中亚政策并没有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为了逃避五年计划早期阶段的镇压，有10万到20万哈萨克人逃进了中国的新疆。老一辈人中有许多人坚决反对其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这些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是政府故意制定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大批斯拉夫人迁入的结果。但是，这种内部的不满实质上并没有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对生活在前殖民地地区的许多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一位美国通讯员的以下报道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位通讯员于1953年游历了中亚广大地区。他的观察所含有的全球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曼德勒到开罗，从开伯尔山。到马拉巴尔，从中国到苏伊士，塔什干的发射机每天都将苏联的消息传播到辽阔、动荡的大陆的最边远地区。

如果全亚洲越来越具有接受能力的听众都认真收听这些消息，那么，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首都塔什干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橱窗。……

能在地图上标出塔什干的美国人并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亚洲人中，说不出塔什干在什么地方、它象征着什么的人却很少。……

给访问塔什干的亚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一座亚洲大城市的景象：极好的健康标准、出色的教育、完善的卫生设备、清洁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电力设施、除高档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费品、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扩大的工业化规划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

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法律规定各民族平等，许多乌兹别克人和中亚其他民族共同参与政治、工业和教育事务。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西方人有关民主政治的辩论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以太多的影响，单独的人性问题也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十分清楚本国的死亡率来。

访问塔什干的欧洲人得出的一组结论很可能是建立在与欧洲的比较以及那里缺乏他们所习惯的便利设施的基础上，而亚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完全相反。亚洲人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点在于它是亚洲的象征而不是欧洲的象征。

二、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随着1929年的开始，美国似乎日趋繁荣。美国工业生产指数　1921年时平均仅为67（1923—1925年=100），但到1928年7月时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时上升到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151上升到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家伯纳德·巴鲁克于1929年6月写道，“世界的经济形势似乎即将大幅度地向前发展。”1929年秋，耶鲁大学教授欧文2费希尔宣布：“股票价格所已达到的高度看起来象是持久的。”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这种自信证明是毫无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跟随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的长久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规模地成为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通常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贸易顺差被加大。此外，20世纪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至1924年间从192400万美元增加到449900万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有好几年这种不平衡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11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了不平衡，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由于支付款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受到了损害。此外，有些国家感到必须拖欠欠款，这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拖，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6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业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已低于30％。农村的这种贫穷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固定不变的工厂工资和不断下降的农场收入这两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民收入严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国人得到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六分之一）。这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充分的购买力与那些拿高薪水、得高报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同时并存。20世纪20年代中，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6。4％，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为2。8％。这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受阻；这种低下的购买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资本投资。结果，1929年6月到10月间，工业生产指数从26下降到117，从而造成了促使这年秋天股票市场崩溃的大萧条。

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许多银行是单独经营的，有些银行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引起了一个逐渐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连锁反应。由于1929年投机热渗透经济，使得一些商号和银行放弃正常的预防措施，去从事投机性质的冒险活动，因此，银行业的这一弱点变得更为严重。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股票价值有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下降持续了三年。在这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降到8％。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1929年，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了550万辆汽车，但在1931年，它们仅生产了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时，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不仅是无比强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不用说，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的、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从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一片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跟着这样做了，随后两天里，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伯尔施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

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在以前几次危机中，最大的下降数是7％。世界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还应该指出，在过去，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是7％，出现在19O7…1908年的危机中。

社会影响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重大的社会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是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这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的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至少有600万：工会执行委员会估计，他们的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国由于农业与工业较平衡，受影响最小；这个国家的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5万，不过，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农村地区相当大的未充分就业的人数（东欧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工人离开城市，回到已人口过剩的村庄，与他们的亲属共患难）。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男人，甚至还有些女人，从东岸到西岸来来回回地“偷乘火车”，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为无别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则离开了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干旱尘暴区，前往加利福尼亚，正如约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所描写的那样。

在英国，由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长期存在着失业，这时的形势变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痛苦地将他们无目的的生活称作“活地狱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希望，变得听天由命起来：“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彩中奖的机会多些”。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失望情绪更为严重，局势也更为紧张；所有这些最终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也许最悲惨的是东欧农民群众的命运。虽然他们以往一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但1939年对一个颇能代表东南欧的地区——南斯拉夫德里纳地区所作的调查报告揭示，219279个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没有床，54。3％的家庭没有任何种类的厕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为地板。从人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希腊的婴儿死亡率（一年每一千个活产婴儿的死亡数）分别是183、144和99，而德国、英国、荷兰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是66、55和37。

政治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即便是资源丰富、有着政治稳定这一传统的美国，在这些年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思想和骚动：由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专家政治——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成农业上的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主张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丰厚养老金的《汤森计划》；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等等。政治动乱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

这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发展大体上与美国相同。这两个国家虽然都遭到了政治风暴的袭击，但设法在其传统制度的范围内经受住了风暴。英国工党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公司正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并拒绝考虑新的贷款，除非英国政府采取某些节约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这些压力，同意解散他的工党政府，领导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与劳合·乔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联合政府一样，仅仅是为托利党的统治装门面，因为保守党人在内阁中仍占多数。虽然新政府的组成是为了挽救英镑，但它立刻放弃了金本位制，于是一英镑的价值从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采取的保护关税和对帝国成员国采取的限额优惠贸易待遇是与过去的又一决裂。三年后，年老多病的麦克唐纳辞职，让位于斯坦利·鲍德温，因此，英国这些年实际上是在保守党的统治下渡过的，虽然联合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

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左派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爱德华·赫里欧如在1924年那样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内阁。这—次，这个左派内阁同样因不断增多的财政困难而逐渐遭到破坏。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欧仅执政了6个月，随后的其他4位总理也在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斯塔维斯基是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公民，他伙同一家地方当铺发行欺骗性债券，据谣传，许多重要的官员和政界人物与此案有牵连。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挑起骚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的确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内阁相继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决定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大萧条也直接地、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种种政治事件的进程。1919年，随着《魏玛宪法》的正式通过，这里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在第一年中，这个新共和国除要对付君主主义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乱外，还得对付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鲁尔的起义。动乱持续到1923年，这时，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因赔款纠纷占领了鲁尔。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席卷全国，消灭了各阶层的储蓄金。只是由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议定和法意从鲁尔的撤军，德国才终于开始安定下来。在以后几年中，德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并加入国际联盟，它的经济也因美国的大量贷款而不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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