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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我指示中方谈判人员，在谈判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说明法理依据，要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在1999年7月25日出席东盟会议期间和9月11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我两次会见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在讨论地区和国际问题之余，我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些推动边界谈判的工作。

9月11日，我在奥克兰见到阮孟琴时提出，解决争议地区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建议越方积极考虑体现双方利益大体平衡的总体解决方案，双方可就此达成谅解，以指导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的工作。我还明确表示，希望越方谈判人员能严格落实两党总书记就解决居民点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

阮孟琴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1929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的荣市，50年代初曾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俄语，先后在匈牙利、德国、苏联担任大使，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深谙谈判之道。

听我说完这番话后，阮孟琴表示，越方理解中方观点，愿做更大的努力，寻求解决有关问题。

经过外长级、政府代表团团长、联合工作组和专家组各个层次谈判人员反复做工作，越方终于在1999年10月20日至28日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北京临时会晤时，明确接受了我提出的双方利益大体平衡和一揽子解决的构想。

此后，中越双方在谈判中均打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对敏感和难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就此达成初步共识，使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双方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最后就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走向全部达成一致。　。　想看书来

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9）

自此，双方同时进行联合工作组和条约起草工作组的谈判，把全部精力投入对有关谈判结果做出共同记录和起草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工作之中。

此后，双方谈判工作人员在20天的时间内，密切合作，夜以继日，最终就中越陆地边界全线走向和边界条约草案全部条款达成一致，并完成了条约文本和附图的制作。

在条约正式签署之前，中越双方举行了条约草签仪式。双方团长需要在协议文本的每一页和每一张附图上都签上姓名，这一签字构成对条约文本的认证。由于条约附图数量庞大，仅签字就签了一个多小时。

1999年12月30日，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专程飞往越南首都河内，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于30日晚在越南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我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分别代表中国和越南正式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在签约仪式上，我做了简短致辞。我说，《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双方把一条和平、友好、稳定的陆地边界带入21世纪，不仅将直接造福于两国边境省份的人民，而且对促进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4月29日，中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同年6月9日，越南第十届国会第七次会议也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一条约。

2000年7月6日，中越两国在北京举行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至此，《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正式生效。

2000年11月，中越两国根据《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的规定，在两国边界谈判政府代表团之下成立了联合勘界委员会。至2008年底，完成了全部实地勘界立碑工作。为此，双方用了八年时间。

海洋划界？中国首例

中越启动边界谈判以来，陆地边界谈判和北部湾划界谈判一直同时进行。此前，中国已同十个国家谈判签订了陆地边界条约或协定，在陆地边界谈判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海洋划界谈判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因此，中越关于北部湾划界谈判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实践。

在北部湾划界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困难和曲折，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大量辛勤劳动。

谈判初期，气氛尚好。但是，随着谈判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双方之间传统立场的对立、现实利益的冲突渐渐凸显出来。

在《基本原则协议》签署后，中越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刚刚进入第二轮会谈，就遇到了重重困难。

1994年8月，中越政府级第二轮边界谈判在即，中越双方在海上的矛盾变得十分突出。

我们原来以为，双方达成《基本原则协议》并且启动了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的会谈，双方在北部湾的冲突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北部湾的紧张局势会逐渐缓和下来。

岂料，事情并非如此。

中越启动北部湾联合工作组会谈后，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内，中越双方在北部湾的冲突有增无减，并有加剧之势。在这半年中，越方加强和扩大了对北部湾争议海域的实际管辖，居然否定中国渔民在北部湾传统渔场的捕鱼权，试图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在赴越谈判前，我召集中方谈判班子，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10）

当时，在北部湾，我们海上力量和实际控制能力并不比越方弱。只要我们严格遵循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双方已经签订的《基本原则协定》，我们有信心、有耐心，假以时日，一定会说服越方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比较棘手的问题反倒是越方不断在北部湾传统渔场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渔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尽快解决。

我们希望，中越双方能够坐下来好好谈谈，解决这一问题。

在赴越谈判前，我8月初专程去了一次海南省，听取了时任海南省省长阮崇武同志对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的意见。其间，我曾赴北部湾沿岸进行实地调查。

在琼海潭门镇和临高调楼镇，我到渔民家中访问，并且登上停泊在渔港中的渔船，倾听渔民们亲口讲述他们祖祖辈辈在北部湾传统渔场生产作业的情况和他们最近在传统渔场捕鱼遭到严重干扰的事实。

站在渔港码头上，望着风平浪静的海湾和港内无数的渔船，呼吸着略带海腥味的空气，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领土边界，国家关系，决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作为一名外交官，要深入基层，了解民生，了解实际情况，才能真正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把人民利益和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谈判中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总之，外交也必须为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1994年8月15日至18日，中越第二轮政府级边界谈判在河内正式举行。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谈判。

越方团长武宽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阐述了越方对陆地边界、北部湾划界和南海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对双方陆地边界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予以高度评价。

接着，我做了长篇发言，重点谈了中方对北部湾划界问题的立场。

我首先表示，赞同武宽对陆地边界取得进展的评价，同时指出，为了使边界谈判保持良好的气氛，在最终解决问题前，双方应严格遵守《临时协定》关于按照该协定签订之时的边界管辖状况进行管理的规定，双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工作人员和边民的教育。

然后，我从历史、法理、国际关系和国家实践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捕鱼权，指出中国广西、海南和广东三省区有近138万渔业人口，捕鱼权问题直接关系到渔民的生计和社会稳定。

我严肃地告诉越方，在双方就划分北部湾达成协议前，越方应该尊重中国渔民在北部湾包括争议海域的传统捕鱼权。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再次发生越方武装船只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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