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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这个时候，朱德率部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也仅剩下1500人的兵力。10月下旬，朱德率领队伍沿着赣南山路往西疾进。到达信丰境内时，部队只剩下###百人。就在这里，朱德听到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几个月来，这支辗转征战的孤军第一次听到自己军队的新消息传来，朱德非常兴奋。

11月初，朱德到达崇义上堡，与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时分散的第三营会合。几天之后，当时正在朱德部队中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便肩负着朱德的重托，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去了。

朱德并不知道，毛泽东早在一个月前便派出何长工经长沙下广州，四处打探朱德队伍的下落。

尽管如此，此时的朱德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一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活动，便立即心向往之。为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也为中国革命，朱德没有轻率地盲从，他在苦苦地探索，为这支队伍非常慎重地选择最佳的落脚点。

朱德正在为部队生计一筹莫展之时，他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范石生出现了。范石生就在汝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范石生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他同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

朱德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

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后约半个月，范派人送来了复信。

11月22日，朱德在汝城会见范石生。最终，朱德部以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编入第十六军，朱德用王楷化名，任第一四○团团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奇巧。

毛泽东派出的“特使”何长工10月上旬出发，费尽经周折赶到广州，一路寻寻觅觅又到了韶关，离开井冈山已两月有余，却一无所获。正绝望之际，在进澡塘洗澡时，从范石生部队军官的聊天中轻易地获得了他为之踏破铁鞋的消息。

井冈山会师（2）

很快，何长工见到了朱德和陈毅。何长工向朱德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的情况。直到此时，朱德才真正有了上井冈山的决心。

此时先期派出的毛泽覃已到达井冈山。两军会师、合力征战，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日夜期盼的大事。毛泽东满怀期待与朱德的会师。

1928年１月，朱德率领部队到达湖南南部，同湘南特委一道发动湘南暴动，起义风暴迅速刮遍湘南。蒋介石和当地军阀对朱德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3月下旬，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党“协剿”军的南北夹击，朱德在湘南难以立足，决定向井冈山进军，同毛泽东会师。

毛泽东也已经率领部队分兵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撤退。

4月20日，朱德率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部队进驻酃县沔渡。4月21日，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在酃县沔渡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会合。次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按毛泽东指示，先期回宁冈砻市，筹备两军会师事宜。4月24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从沔渡到达宁冈砻市。而此时，毛泽东也率领部队从湘南的桂东、汝城返回了砻市。

何长工后来回忆道：“毛泽东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听说毛泽东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快走近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毛泽东同朱德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28年5月4日，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在宁冈砻市隆重举行，会议上部队改编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之所以被称为第四军，这个番号缘于叶挺在北伐时为第四军创下铁军的威名。不久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然而，当时的“红四军”并没有被叫响，倒是“朱毛军”风靡天下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国民党叫嚣要“杀猪去毛”，屡次对井冈山进剿、会剿。朱德和毛泽东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术，两打永新，四次粉碎敌人的进剿，威震井冈山。

史沫特莱称朱毛会师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朱毛时代，从此，“朱毛”便成为根植于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深处的伟大称号。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和朱德开始了历时半个世纪的交往。直到晚年，毛泽东仍时常提起“朱毛”的称呼，对朱老总说，你是“猪”，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解密“朱毛之争”（1）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越来越客观公正。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这段史实，透过“朱毛之争”　却恰恰可以看出他们的伟大之处。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的荣辱进退，在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四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她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只部队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虽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是其直接诱因，但其根本还在于当时“朱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立革命军队的艰苦探索中出现的一些争论。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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