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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名字是被经常提到的。
《京报》馆旧貌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创立新闻编译社之后,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这张报纸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为了激励报社同人,他还挥笔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铁肩辣手”出自明朝杨继盛的一副对联,上联是“铁肩担道义”,下联是“辣手著文章”。邵飘萍非常欣赏这副对联,特别欣赏其中的“铁肩”、“辣手”这四个字。他将其置于报社,表明他之办报要为民请命,要监督政府,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京报》业务量扩大后搬迁的报社新址。虽说这里的住户几经变换,可是这座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还保存着旧日的模样。这栋小楼的临街立面采用西洋式砖壁柱装饰,大门处有古典柱式门廊,楼门的上方中央镌刻“京报馆”三个字,是邵飘萍亲笔题写。当年,为了使报刊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邵飘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邵飘萍重视时政的报道,一些重大的事件均由他亲自采访、写头条、写评论,能够及时地反映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信息。这使得《京报》的发行量从原先的两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
《京报》
化装采访的邵飘萍
邵飘萍和夫人祝文秀
据说,邵飘萍是个很讲究“派头”的人,他自己抽的香烟是特制的,印有他的名字;他外出采访时乘坐的洋车装饰得很华丽,两边各装了三盏十分漂亮的灯,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专车,后来换为马车,再发展为小汽车,都显得很豪华。然而,对邵飘萍来说,如此讲究“派头”,却有着特殊的原因。
那时的北京,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处于最混乱、最腐败、最没有秩序的时期。邵飘萍要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讲派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解释道:“比如说当时很多人没有小车,他自己有个小车,他买个小车,买小车对他来说采访是很方便的。别人一看,邵飘萍居然开上车子了,说明他肯定有实力。”因此,邵飘萍并不是有意去耍派头,而是为达到工作的目的,不得不这样做。
1918年,邵飘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采访课。当时,在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有许多后来十分著名的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而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实务课,更引起了学生们的热烈反响。
1918年即将过去,32岁的邵飘萍还在为他的《京报》而忙碌。
在第二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上设置专栏,对五四运动做了长达一月之久的连续报道,并且亲自撰写文章,揭露当局的卖国罪行。
邵飘萍激进的办报行为触怒了段祺瑞政府,1920年《京报》馆被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日本。也正是在流亡期间,邵飘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段祺瑞政府垮台之后,他又一次回到北京,恢复了《京报》的出版。
1926年4月,被邵飘萍斥为“独夫民贼”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4月24日,邵飘萍返回报馆料理事务,被早已埋伏的军警逮捕。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临刑前,他向行刑官挥手作别道:诸位免送!枪手当即开枪,子弹由后脑射入,自右眼下穿出。一代著名报人,就这样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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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1)
1918年8月19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着二十多名湖南学生,他们准备到北京学习法文,然后再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毛泽东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这一年他刚刚25岁。
毛泽东来到北京之后,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住进了他在湖南时的老师杨昌济的家里。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任职的杨教授住在一所幽静的两进院落的四合院内。前院的北房东侧是杨先生的卧室,住在北房西侧的是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而毛泽东则住在前院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提前来到北京的蔡和森。
18年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了这次北京之行。他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
北大红楼
因为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就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间平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住在这里的除毛泽东外,还有蔡和森等另外七名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人多屋小,房间里就显得十分拥挤,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砖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1918年夏天,在离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沙滩,北大的新校舍建成了。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五层的工字形楼房,由于它通体皆为红砖,所以被人们称为“红楼”。在红楼有一层全部为图书馆,有更为宽敞的资料库,更为明亮的阅览室。
陈独秀、李大钊的工资表
毛泽东的工资表
在杨昌济教授的推荐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主要是在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打扫屋子,登记每日新来的报纸和来看报纸人的名单,以及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
在84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陈列室内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北大职员的“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数量是120元;而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名列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带着湖南乡土气息的图书馆助理员,在不久的将来竟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要他的头颅。
多年之后,毛泽东曾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在北大的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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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2)
杨开慧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能够在北大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听课的机会。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8年的年末就要到了,25岁的毛泽东仍然在北大图书馆默默工作着,按月领取他每月8元的工资,同时也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而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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