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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却迟迟不做出焚烧的确认。在“幻镜屋”迷失了方向却仍旧用HAL般谦和的声音对民众进行着催眠的日本官僚们，他们在自己隐瞒了数十年的问题面前却束手无策——甚至就连问题的严重性都认识不清。

从70年代开始，“日本的质量管理”就成了口头禅，而日本企业独特的“改善”方式在海外的出版物中也被广为采纳。所谓的“改善”就是指，在公司范围内，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操作人员都可以提出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案，企业在大家的共同协商下采纳意见，以提高产品质量。相信日本产业界是西方所没有的乌托邦，这些日本问题专家竭力赞扬所谓的“改善”，可他们却没有看出其中一个弱点。

在20世纪70年代，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发展成为腐蚀日本整个技术的大病患了。“改善”体系将重点放在了极端积极的提案中，但它却无法揭露出批评、错误和缺点，其结果就是信息的重大欠缺。即使知道了操作方法有错，但为了不使企业蒙羞，没有人会开口说出来。问题就这样悬而不决，一直被拖延下去。原京都大学教授加藤尚武指出，东海村临界事故的原因是，相关者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都知道存在违法操作，然而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这一问题蔓延到了整个日本产业界。加藤教授在东京对各类企业都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在公司里，即使发现不好的事情，如果被问及要不要揭露，有99％的人都回答说“不要”。在2000年7月，我们又发现了隐瞒工作的一大杰作。三菱汽车公司历时30年，一直向国家调查员隐瞒了顾客对三菱汽车的不满和三菱汽车存在缺陷的大部分资料。最初，这些资料全都被锁进了文件柜里。但从1992年起，它们被分成供调查员使用和公司自身用这两大部分并进行计算机管理。正是从这次公开化之后开始，三菱公司才着手于处理自身产品的缺陷，为了解决刹车、离合器以及燃料泄漏等问题，三菱公司召回了其生产的70万辆汽车。同样的丑闻发生在2000年6月，雪印公司的牛奶工场数十年来一直疏于卫生管理，终于酿成了万人食物中毒的惨剧。

东海村的原子能工场、三菱汽车、雪印牛奶工场，它们都是同样的状况——数年间，有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员都清楚地知道操作中存在的漏洞和隐瞒的事实，然而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发。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对于企业提供的情报轻信盲从，疏于进行认真的调查。如果我们这样的事件乘以日本企业的总数，得到的数字会令人震惊，可以想象，这样的体制功能不健全正在所有的领域中蔓延。从外表来看，这架名叫“改善”的机器被打磨得闪闪发光、美丽动人，可是在机器的内部，不良信息就像灰尘和泥土般粘附在机器内壁，齿轮也像被黏胶粘住一般。

统计

1996年2月17日，《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题为《防卫厅长官是内阁成员中最富有的资产者》的文章，将内阁成员的资产公布于众。从这份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内阁成员资产的评估并不是以时价为基准的，内阁成员就算是做了虚假申报也不会被追究，并且其资产中并不包含上市公司的股票。换言之，也就是说，公布出来的数字其可信度几乎近于零。即便如此，新闻媒体还在孜孜不倦地评定名次，计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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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息：对现实的不同观点（5）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白，缺乏可信度的信息如果不断积累，就会形成一座迷惑人心的大山。

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来看看失业率的统计吧。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失业率为3％～4％，而美国的则在5％～6％，看起来日本的失业率似乎较低。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日本采用的是一套与美国不同的计算方法算出失业率的。在美国，是将一个月内没有工作的人划入失业者群体，而日本，则是将每个月末的一周时间内没有工作的人划入失业者群体。按照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各自还存在一些差别，如果采用美国式的计算方法来计算日本失业率的话，得到的数字将会比先前的数据上升2％～4％。当局也承认，有关雇用的数据；就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存在着不明确性。1999年初，劳动大臣甘利明在受到外界压力，被要求阐明失业的实际情况时，就以一句“这是我的企业秘密”来回答。尽管如此，记者们依然在争论和比较日美之间的正式失业率，然而，这样的争论无异于拿橘子和苹果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水果进行比较，莫衷一是。卡雷尔·范·沃尔夫伦说，有组织地歪曲信息是政府惯用的政策工具。天真的外国经济学家们还在毫不怀疑地接受这种已经被歪曲了的信息。最近，作为学会里的一项流行，有一个理论正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定论，那就是与文化的差异性无关，各国经济同样应按照物理学法则来进行运作。由于日本的真实数据与这样的正当理论并不一致，这就成为一大麻烦，所以，日本面向国外人士，手法高明地操纵信息倒是更受学者们的欢迎。

羊有几只脚

作为常识，人人都知道正确的信息是何等的重要。虽说传统的日本人更看重理想而不是现实，但江户时代的机敏商人就非常理解准确记账的重要意义。西鹤这样写道：“凡事草草记账、不作精打细算之人，立身处世、出人头地将一事无成。”轻视事实的官僚态度与古老观念相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事物。可以说它将传统文化的某一个单独面推向了极端。官僚们无视事实却并不觉得困扰，这种构造也许产生于极其单纯的原因。在西鹤的时代，如果进行马虎的经营管理，商人们很快就会被麻烦缠住。然而，在如今的日本，官僚手中把持着没有限制的预算，也不用承担向国民说明的义务，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可以隐瞒他们失败的政略。

尽管如此，东亚的领导者们，却仍喜欢把现代日本作为发展的楷模。为了国家的利益，官僚通过操纵信息来防止国民干预政策。由此，他们看到了隐藏信息的好处，信息自由就是无秩序的根源，信息管理本身才是效率化的关键。

在民主主义及人权层面上，关于信息自由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就让我们暂把这些放在一边，先来考虑一下信息操作是否可以提高行政与企业的效率吧。赞同行政操作的人都相信，一般的国民都站在黑暗中，全知全能的官僚们正在高明地引导国家发展。如今，在日本，这一信任的结果已经被曝露出来，那些官僚们非但不是全知全能，他们甚至连自己管辖之下的活动也无法把握。如今，混乱、懈怠、落伍，都一一展现在眼前，官僚们在原子能发电站、食品、医学、养老基金以及各个领域的管理中都犯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

直到10年前，在日本还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察到有什么不恰当之处。反复强调的都是“高效的好处”。如此无视可靠的信息，一味追求效率的日本又怎么样了呢——直至今日我们才逐渐看清了答案。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日本为了提高GDP，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努力。人们相信，如果工业制品能够不断地顺利出口，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会自动消失。

在推进信息产业的过程中，为了追赶欧美，日本花费了巨额支出，评论家们也耗费了千言万语。可是，几乎没有人发现信息本身就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无法巧妙地管理信息，是由于传统的社会与现代文明还没有完美地契合，也许，不久这就会成为新的课题吧。由此，也许在今后的数十年间，日本都会对从国外传来的新信息和新发明产生消化不良的反应，国内纷繁芜杂的系统运营大概也会越发困难。日本将长期受到如此腹痛的困扰。

然而，当前，无论是国内的官僚还是国外的学者，他们都踮着脚尖，在这一困难状况中艰难地前行。正是他们在“暗自庆幸自己的错误没有被别人发现”，而这对于责任者来说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即使不及时解决日本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用魔术将所有的不妥当都卷进烟雾里就行了，银行负债、失业率、国家债务、去向不明的钚、丢弃于乡间的废弃物、倒塌的校舍、丑陋的海岸、地球变暖、疯牛病的危机、汽车的缺陷以及牛奶中毒等等这些问题，都统统没有担心的必要。

可是，在这一处理方法中，只存在一个问题。美国总统林肯曾经指出过这一问题。那还是在请愿团到达白宫提出无理要求时的事情。林肯问道：“如果把尾巴也叫做脚，那么羊有几只脚呢？”请愿团回答说：“五只。”林肯随即说道：“错了。无论再怎么把尾巴叫成脚，尾巴都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脚。”

第六章　官僚制度：权力和特殊利益（1）

荒废的自然环境、不可靠的信息，正常的普通社会不会期望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现代日本正朝着疯狂的方向行进。在此，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统治日本的官僚制度。

关于官僚制度，即便在欧美学者之间也盛行研究，我们注视官僚制度极其巧妙的控制方式，它下自产业界，上面延伸到政界。日本的官僚制度是世界上最精炼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毫无疑问，日本的官僚制度在进化的阶梯上高过了几级台阶。欧美的官僚，因为政治家、当地团体、信息公开的义务、禁止收取钱物等法律而受到束缚。日本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实施的官僚机构，它对社会掌握控制权，甚至包括社会细节。各省厅在秘密地运作着，不仅受到外国压力的保护，大体上也从国内的政治体制中独立开来。学校教育学生默默顺从，为此，反对运动罕见。警察不深究腐败，法庭不进行惩处。不仅如此，因为官僚与产业界沆瀣一气，暗中的利益交换被制度化了。从股价、超市的西红柿、直到教科书的内容，公务员控制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说恐怕也不为过。由此看来，日本可以说是提供了官僚统治国家会如何变化的一个“试验案例”。

官僚制度最近总遭到媒体议论，诸位读者大概已知悉其详，但我想趁这个机会，如果让外国人如今能重新审视一下日本的状况应该很有意义。首先，日本的官僚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最不一样的是，官僚自身成了一种结构，它从自身管辖下的事业获利。比如说，政府退休官员和各省厅的团体持有下属承包企业的股份。

特殊法人

官僚权力的工具有多种多样，但没有比“政府退休官员去民营企业任职”更强有力了。他们退职后，官僚在其原先任职省厅控制下的产业界和外围团体得到职位。例如，财务省的官僚任银行要员、国土交通省官僚当建筑公司的要职、原警官任弹子房游戏机行业的负责人等等，这种职务获利很大，退职官员除了得到2　000万日元的正规年薪，非正式的年收入有3　000万日元，6年以后获得2　000万退职金。合计6年竟有亿日元。

各省厅抵抗着试图限制退职官员的尝试。有农林水产省官员说：“因为再就业受到保证，所以能够以比民间低廉的工资常年工作。”其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系统：企业雇用原官僚，作为回报，企业得到官员的庇护。

官员去民间企业任职这经常被报道，最幸运的官僚是，在补助金下发的半官半民组织网络中的某个地方得到职位，获得利益。这样的组织中，具有巨大能力的是特殊法人（其44％的理事是退职官员），另外，从那里退职后就任第二类公益法人负责人。对于这些组织，官方调查几乎无法介入，它受到政府监督部门的保护。因为监督者他们期待着轮到自己时能够获得退休官员的职务利益。

日本汽车联盟（JAF）就是特殊法人之一。日本汽车联盟本来是为了向日本汽车司机提供道路服务而设立的，在每年480亿日元的预算中，被用于道路服务的仅占10％，剩余的部分几乎都被从国土交通省和警察厅退休官员吸光了。他们从日本汽车联盟和其子公司的皮包公司获得双重报酬。另一方面，日本汽车联盟实施逃税，1996年居然漏报70亿日元。日本汽车联盟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何处谁也不知，这就是特殊法人操纵账簿魔术的典型案例。

特殊法人是官僚国家的中枢，这又与土木建筑业呈几乎相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大多是因落后于时代，许多呼声要求削减或废除特殊法人。但热闹的只是这种呼声而没有实质性行为。特殊法人和其子公司雇佣有58万工人，如果加上赡养家族，抚养着超过200万的人口。这么众多的劳动力通过这些法人依赖于政府的施舍，这与政府无法削减建设预算一样，无法急剧缩小特殊法人。无论被如何论说，特殊法人是把政府资金分配到各个方面的水龙头，因为产生巨大的利权，所以，不能轻易废止。2001年小泉政权的一大目标就是特殊法人改革，不要说超级大团体道路公团，就连像住宅金融公库那样的组织都激烈反对，改革不能如愿以偿地推行。

退休官员背负着黄金降落伞降落，他们另一个软着陆地点是，政府咨询机构和协会。如“电气通信终端机审查协会”和“无线电设备检查检验协会”这样的团体，管理基准，推荐新的基准，而运营协会的是退休官僚。如同罗伯特·奥尔在《日经周报》所撰写的那样，“刚想要废除某种限制，立即有石壁阻人。因为限制废止关联到破坏官僚轻松再就业的单位。”这就是日本各种基准设定总是比世界要迟缓的一个原因。

官僚不仅对下行使权力，也对上即政界建立联系，并对上施加强烈的影响。政治家与某一省厅联手，这就叫“族议员”，比如说，原首相桥本龙太郎，因为他的主要影响力是厚生省，就是“厚生族”的一员。企业给族议员提供巨额献金，议员通过关联省厅确保合约。在这些里面，坐于巅峰的是建筑族，连金丸信存有60亿日元都知晓。

《艾丽丝漫游仙境》

通过那些规定，会有如此之多的金钱流入官僚的腰包，所以，日本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规则限制之国也并非不可思议。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任熊本县知事时说，不得到东京的许可连一根电线杆都不能动。然而，在所谓的规则限制问题上体现出了现代日本最奇妙的悖论之一。那就是，规则限制没理由、没目的，规则限制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但它未必是为了使企业有效率地运作、使商品安全或使生活舒适。最近，这个悖论成了问题，被称为“虚拟规则限制”等。

第六章　官僚制度：权力和特殊利益（2）

理解这个悖论的关键是：“控制”对“实质性规则限制”。从真正意义上讲，可以说日本的产业大概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没有人制止这些行为：销售有致命副作用的医药品、乱扔有毒废弃物，在历史景观里建造碍眼的建筑物、给投资者提供虚假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仅仅是经营一家拉面店，就必须填写各种各样的文件并要盖章。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实施限制，而是为了确保官僚所实施的控制。这是种尝试：它把产业束缚在司空见惯的老路上，在此过程中，市场稳定，政府机构所熟悉的企业得以确保，最后官员获利。

劣质商品的赔偿基准、规定融资责任的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公开其财务状况，上述情况俱无法可依，几乎没有禁止内部交易或禁止其他操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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